《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是当代著名作家莫言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曾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作品所释放出来的红高粱的咄咄逼人的压迫感，东北高密乡农民的敢爱敢恨，唢呐的歌声，花轿，蔓野的高粱地，高粱酒，以及照耀着黄土地的血一样的红太阳，顿时把人们带入了那个在现代的浮华中早已逝去的古老东方的神秘与野性的世界。

小说情节由两条线索交织而成：一是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在第一条线索中，作者突破的传统历史军事小说的写作套路，在这里，抗日的主力既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而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一支土匪军队。小说脱离历史书的立场，从民间生活方式的直接铺陈中重新构筑了全新而又实在的历史场景，从不同的角度，或许是更加真实的角度去诠释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演绎了以土匪和酒家女子间的姻缘为核心的民间抗日故事。以生命的辉煌——高密东北乡人任情豪放的壮丽生活图景，表现了民族生命意志的强大和不可战胜。

《红高粱》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小说中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几乎失却了抗战故事中救世主的形象，他们只是有情有欲的凡夫俗子，杀死日本鬼子也只为的是报已“私仇”。艺术创作的一个广阔舞台，民族危亡中的苦难与拯救为艺术创作留下了充分的施展空间。《红高梁》通过“我爷爷”和“我奶奶”最原始的爱情，洗净了积压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数千年的封建尘土，释放出埋藏在尘土之下残存的生命之火，表达出对人性与本能的极度推崇。

因此，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该书的主题。在这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可以通过其所描写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血性、刚勇、饱满意志力的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小说中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红高粱》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潮。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红高粱》结尾，我爷爷与我爹泥塑般立于血红的阳光里，面对那高速流动的高梁的画面，我们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热烈悲壮的生命的礼赞。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这里是人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红高粱》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关于抗战的故事，但内在的底蕴却是揭示在战争、苦难、礼教等枷锁重压下激发起的民族血性和刚勇。“县志”的陈述是对革命战争以及其中人物传统的定义，而作者却要颠覆这样的事实，颠覆以往对战争，英雄的定义，从民间的小人物的视角，诉说一个展现英雄本来面目的故事。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这可以说是开了历史小说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