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驱车到江津市中山古镇。途经陈独秀当年在江津的旧居，准确的说是路过指示路牌，真正的陈独秀旧居在一处偏僻的山坡上，碍于行程安排，只是坐在车上晃了一眼旧居的方向。爸在旁边介绍说，那是陈独秀晚年的住地，他在那里去世，遗体葬在安庆。 　这时车头转弯，陈独秀旧居所在的山头蓦地消失。而这个晚年被人遗忘的革命家，六十三年的人生，也只是留下惊鸿的一瞥，最终被人遗忘在以往里。　 　 　鲁迅曾在《藤野先生》的开头的把日本“留学速成班”的满清学生痛快地讽刺了一番，那些学生梳着“标致极了”的发型浑噩度日。而当年二十二岁的陈独秀（1901年，当时他还叫做陈庆同），因为连续两年四处发表反清言论，被清政府通缉，无奈被逼逃到了东京。而他所就读的，便是当时的“东京高师速成科”。　 　但陈独秀在速成科的学生中确属另类，是否像鲁迅写的那样不务正业，整夜跳舞，已无法考证。但确凿的是，他依然把他的反清思想带到了日本，因为看当时的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不顺眼，陈独秀和两个志同道和的同伴一怒之下，踢开那位学监的房门，迎面先一记暴拳，后据说是由陈独秀亲自手拿剪子，一刀除了学监的长辫子。　 　如很多最终改变世界的人一样，陈独秀从小便不是安分的人，他幼时丧父，自幼人生跌宕不平，起伏的命运或许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所共有的，而陈独秀却偏偏觉得这样的波折太平稳，非要固执己见地去闯。这点从他名字的变化便能看出，小时候家中起名“庆同”，本是从了儒家的“中庸之道”。而这实在与陈独秀的个性背道而驰，于是从1914年开始，他根据家乡安庆一座山的名字给自己起笔名为：独秀，后干脆弃了原名，正式改名为“陈独秀”。　 　——改名次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宣告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掀起，陈独秀的一生逐渐登上顶峰。　　 从1901年去日本，到1915年创办《新青年》，这十三年的时间，陈独秀因讨伐袁世凯入过牢房，还创办过例如《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等报刊，加入一系列反清组织，且都混到了不错的职务。离开日本归国，还顺利进入当时响当当的陆军军官学校任教。这一系列的举动，似乎都是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打下基础、积累经验，而作为“新文化人”，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试图“以文服人”，加上《新青年》之后他创办的《无产者》以及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一生参与创办、编辑的刊物竟有五样。其中使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鹊起的，毫无疑问当属《新青年》。当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少年时期的最大目标“撬掉满清政府”已成定局，他又开始有了新目标，改革文化。　 　《新青年》创办时，鲁迅弃医从文并从日本归国已六年，闷骚了多年的鲁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当时陈独秀在运动前线举着“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呼风唤雨；鲁迅、胡适、李大钊等人在后方成为《新青年》的主要作者，构成中坚力量；蔡元培在北大为“新文化运动”营造第二据点，充当坚实后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青年》越办越盛，成功“捧红”了中国近代两位名垂千古的作家：鲁迅与胡适。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刊登之后，掀起轩然大波，鲁迅成为中国“民族魂”，便从那时开始奠基。　 　“新文化运动”的空前影响这还只是开头，苏联“十月革命”之后，　《新青年》又有了新的内容，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开端的起始，预告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　　 　陈独秀领导了如此空前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理应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誉，但人生暮年，却潦倒到在江津贫病交加而死，源于后来一系列荒诞的故事，追根本源，其实是源于陈独秀固执的性格，或者说是天意如此。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又因在运动中“过于积极”而当场被抓入狱，三个月后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被释。蔡元培当时激动地大喊：“北大为有陈独秀而骄傲！”北京大学都因为有他而骄傲，放到今天，当属一顶直插云霄的大高帽子了。　　　1921年陈独秀便当上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老大哥，那时是在浙江嘉兴南湖一条破渔船上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并未出席，他人在广东，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被别人选为了中央局书记。这还只是开始，后来从一大到五大，陈独秀先后被选为中央局执行委员会会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这恐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政绩最辉煌的领导人了。　 　而当陈独秀名耀江山之时，后来被全国人民景仰的毛泽东，还是中共的普通党员，充其量是个打杂的，或许那时毛泽东也曾以仰望的姿态对陈独秀毕恭毕敬过，后来在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胡适和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但这也都是陈独秀短暂的辉煌而已。　　 1924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开始，三年后，蒋介石汪精卫跟共产党撕票，当年夏明翰临终一声：“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其实只是向世界说明：“大革命失败了！”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当然不甘寂寞，他多次独自一人，或纠结一小撮党员，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投降政策。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非但没有再次给他名誉，反而成为革命失败的替罪羊，最后又是因为他顽固的性格，落得最后在国民党共产党两面不是人。　 　1927年他离开中共领导层。　　1929年，又因多嘴被开除党籍。　 　1931年，他成为托洛茨基派组织中央书记。后又被他的托派学生开除出托派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共产党针尖对麦芒，互相开战，互相唾骂，互相指责。但就是这样一个内战状态下，直到1936年中共被迫开始北行长征，这期间国共两党达成的唯一共识便是：　 　“严惩陈独秀！”　 　——真是讽刺啊。　　 　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被国民党释放，最后逃到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陈独秀的人生迎来最后凄苦的五年。　 　1939年，抗战后方移至重庆，周恩来和一群共产党干部特意跑到江津，苦口婆心来劝陈独秀去延安，并许诺给他更好的生活条件，被陈独秀一口回绝。　 　而后蒋介石也试图收买陈独秀，国民党几登陈独秀家门，均遭闭门羹，直骂陈独秀“老顽固”。　 　胡适劝他去美国写自传，他也最终还是待在江津直到老死。　 　独秀暮年，在江津只有一位老保姆陪伴，靠接受北大学生的救助过日。这时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推翻自己先前所崇尚的一切，企图重新定位自己。他终于放弃政治改革之路，潜心研究语言文字学与托洛茨基派政治学说。　 　只是最后，陈独秀在一些政治评论中产生了偏见，但晚年的瑕疵并不影响陈独秀一生对中国的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并不影响他那一生的工成名就。　　 　鲁迅晚年，面对不甘平顺的青年，他的劝告不是革命，也不是读书，老先生说了句大实话：“顶要紧的是，是银行里要有一点钱。”　 　这句忠告同样适用于陈独秀的一生。但如果没有他年轻时的读书与革命，鲁迅也许一生只是默默无闻的学堂教书先生，中国不知何时才能迈向白话文文学时代，中国共产党也不知何时能够建立，北京大学也不会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　 　但是一枝独秀不是春，陈独秀的一生都是这样固执己见，一意孤行。这样的人生结局，看者无不唏嘘。的确是意料之外，但又何不是情理之中。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