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白痴》的读者还是观众乃至读者兼观众，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将十万卢布一捆钞票扔进壁炉付之一炬，恐怕任谁的心灵都会经受一次强烈的冲击。这一堆烧钱的烈火，象征着陀氏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不仅在星光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学宝库中也当之无愧地堪称经典。倘若我在此条分缕析地重复《白痴》的内容，哪怕只是讲一个故事梗概，恐怕无异于干一桩煮鹤焚琴那样煞风景的蠢事，尤其对于初次接触此书的读者简直是一场灾难。

《白痴》的男主人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诗金公爵，加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个真正的弑父凶手斯乜尔加科夫，无疑是古往今来所有此类艺术形象中写得可谓入木三分、最令人信服的癫痫病患者。作者笔下的梅诗金公爵被很多人视为白痴，甚至公然如此骂他，事实上只是因为长期在国外疗养，回国后与周围的生活脱节，显得不谙世故，不明事理，但他有着一颗水晶般纯净无邪的仁爱之心，言行举止光明磊落，任何权术、城府和私欲与他都不沾边。通过梅诗金公爵这一形象，作者旨在表明自己理想中“完完全全美好的人便该如此。陀氏于一八六八年初构思此书期间写给他外甥女索菲亚·伊万诺娃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历数基督教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美好人物，最完美的莫过于堂·吉诃德。但他之所以美好，仅仅因为他同时也很可笑。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比堂·吉诃德差远了，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但仍不失为一大创意)也很可笑，而且这一招还真管用。美好者不知自身的价值，反而遭到嘲笑，于是引起同情——由此可见，读者中也是有同情心的。同情之所以会被激发出来，正是幽默的秘密。让·瓦尔让这个人物(雨果名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译者按)也是一次精彩的尝试，但他引起同情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巨大的不幸，而且社会对他不公。我要写的人物与他们毫无相似之处，绝对没有，所以我怕得要命，担心这会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上述那封信还包含这样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耶稣基督才是他心目中美好人格的最高典范。他在小说的草稿中干脆称男主人公为“基督公爵”。这位圣徒一般的公爵无财无势，在人欲横流、寡廉鲜耻的黑暗社会上饱受欺辱，可是他既不愤怒，更不反抗，总是逆来顺受。尽管《白痴》的第一稿后来被推倒重写，但从我们今天持有的定本中某些部分(如第一部第六章梅诗金向将军夫人母女们讲述自己在瑞士与孩子们和玛丽如何由疏变亲的经过)，仍看得出作者勾勒梅诗金的身世时，显然受到福音书中一些情节的影响，才会导致为梅诗金所作的“性格画像”与“基督公爵”的轮廓相合。陀氏把顺从和苦难加以理想化，否定激进道路和斗争手段，这是他历来遭到抨击和责难最多的要害。俄国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废除农奴制，在欧洲是最晚的，而此后在如何进行改革方面，各派的分歧又特别严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资本主义，害怕革命，反对俄国走西欧的发展道路。他后半生的言论和创作始终在与所谓的“西欧派”论战，尤以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一年在期刊上陆续发表的《作家日记》为甚。应该说，他对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绝非熟视无睹，也不是天生怯懦，他反叛过，抗争过。自从他一八四九年被捕成为死囚，接着流放西伯利亚先服苦役后当兵，一八五九年回到彼得堡后又在内务部秘密监视下苦熬那种很少有人体验过的孤独达十年之久，被侮辱、遭欺凌、受伤害到虽生犹死甚至生不如死的地步，这漫漫二十载的另册岁月，毕竟在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从他的成名作《穷人》起，无限同情小人物，为他们并且与他们一起受苦，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占有主旋律的位置。但他确信专制政体已根深蒂固，无法撼动，于是转而求助于宗教，把在人世间受苦难视为通向灵魂得救的必由之途，宣扬被践踏的弱者对施虐者报之以宽恕等等，直至他撒手人寰之前八个月，还在莫斯科由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奏响序曲的纪念活动集会上发表演说，还公开号召“桀骜不驯的”俄国知识分子“顺从吧”。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这位一代文豪与世长辞。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与安娜·卡列尼娜、卡秋莎·马斯洛娃交相辉映的伟大艺术形象。不过，古今中外的诗篇小说、戏剧影视中多的是红颜薄命的弱女子。倘若有谁备足了餐巾纸愿为一枚缠绵悱恻的“催泪弹”欷歔不已，本书肯定会令这样的读者大失所望。诚然，娜斯塔霞拥有超凡脱俗的美貌和聪慧，可谓风华绝代(陀斯妥耶夫斯基用那么多笔墨来描述她的一张相片给梅诗金公爵留下的深刻印象，本身也属罕见)，但赋予此书永恒价值的是她身处阴谋旋涡的中心，不甘心任人摆布，敢于在富豪权贵头上动土，举起反叛的义旗向恶势力复仇，终于在力量悬殊的搏斗中骄傲地倒下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