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彦云：“Onlytheparanoidsurvives”。这是说，只有偏质狂最后才能生存下来。这条法则在很多场合是适用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通行条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科学研究。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是爱迪生发明灯泡，不用多说了。科学上要讲究执着的精神，许多试验干扰因素很多，不做上百遍效果出不来；许多问题环环相扣，如果不能打破沙锅问到底，则认识难免肤浅或片面。

这样的精神是可敬的，我们也通常视之为美德。写简历时总是不忘加上一笔，说自己做事有恒心，有毅力。然而，这样的美德是有代价的，在有的场合之下代价可能会很高。我们常说，书呆子不适合搞政治。这是对的。不仅仅书呆子不适合，一般的学者也不成，当然那种以学术为幌子投机倒把的除外，这可能正是中国现在的情形。这类人不是我现在要说的，我现子所指的是那些心无旁骛搞学术的人，这类人不能去搞政治。

为什么呢？因为学术之道和政治之道截然不同。搞学术一定要有执着的精神，盯住一个问题不能放过，钻到深处，有时难免认死理儿。这套方法拿来搞政治，可以肯定的说，是要搞一个死一个。官场上讲究的是收放灵活、变通自如、进退为谷、运筹帷幄。“一根筋走到黑”、“不状南墙不回头”的精神用在官场上等于找死。所以历朝历代有名的政治家都是出色的投机分子。这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竞争规则就是这样设定的。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像“见风使舵”、“顺水推舟”这样的必修课是必须得会的。害不害人先不论，保住自己的小命儿要紧。权利的排他性注定了这样的竞争就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人性好一点的，比如宋朝的士大夫们，可以官场归官场，朋友归朋友。“廷外和解”几率很高。王安石和司马光便属此类。更多的情况是人性差的，落井下石的现象在今天也同样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