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戏曲对于往往是遭到排斥的，所以我时常被视为异类。由于家里有人搞戏曲，我从小就对这种传统文化心存好感，尤其是京剧和越剧，偶尔也听听黄梅戏。至于秦腔，只知道听起来挺闹心的。也许是地域文化的差别吧，一直没兴趣去了解秦腔，直到这次拜读贾平凹的文章，才抓到一点皮毛。

正如贾先生所写，“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曲存异。”越剧如同浙江人，吴浓软语，流畅细腻；而秦腔的个性就如同头上扎着羊肚白毛巾，光膀子上披着大花坎肩儿，水牛腰上别着细羊皮鞭的秦川大汉一样：朴实，敦厚，却不乏粗犷，豪放。秦腔就是秦川人，而秦川人一折秦腔。可不是吗，贾先生虽是写秦腔，可将整篇文章细读下来，我不仅能用耳朵听到振聋发聩的秦腔调儿，还能用眼睛看到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被太阳晒成浅棕色，泛着油光的各样脸孔，用鼻子闻到黄沙味和着泡馍味的香气。即使没听过秦腔没去过秦地也没尝过羊肉泡馍，但我却能感受到着一切。

秦腔与秦地秦人息息相关，虽说冲不出八百里秦川，但也延绵不绝好几百年，一方水土一方人情。秦腔从明代中叶发展至今，它在西北一带已不仅仅以戏曲这一种身份存在，而是完完全全融入在百姓的生活中，成了劳苦大众的生活要素之一。唱戏，听戏与吃饭睡觉同等重要，没了这戏就没了情绪的寄托，开心了或是不顺心了都无从开口，这一点，戏曲绝不亚与摇滚。我忽然想起《北京人在纽约》里头的一段----初到纽约的王启明字大工的餐馆里满怀压抑的洗着碗，突然不顾一切地吼了两句黑头唱段，这是他憋足了劲吼的，引得伙计们直叫好，当然也释放了自己压抑的心情，痛快，够爽。京剧如此，西北的秦腔相比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