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对莫言写的东西不是特别感冒，总觉得对于一个男性作家而言，他的文学视角中力比多的味道过于浓烈了点儿，他笔下的女性大多如巩俐般人高马大丰乳肥臀，个中或叛逆或野性或反抗之类，在我看来更多的是被男权话语赋予而非主动生成，因而我一贯偏激地对所谓的“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具有颠覆传统的抗争意义”之类的言论颇有微词，并顺理成章地觉着他这辈子除了写那事儿写不出别的了，直到《生死疲劳》、《蛙》，如果说《生死疲劳》是关于生死冤孽的梦呓与磨砺，《蛙》中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对“计生”一事的悲悯与反思，以及对生命的虔敬与期待。

中国人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政府有句老话，“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两种话语的搏杀在莫言的《蛙》中逐一彰显——“蛙”作为多子的象征与小说中的计生国策形成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悖论，而在这一悖论中所影射的，不仅是国家机器对人性的荼毒，对生命的戕害，对女体生育权的扼杀，更是莫言对“计生”隐忍的质疑与反思。作为我朝特有的政策，“计生”已被践行至今，我没法儿从国家机器的角度去对此进行迎合主流话语的种种善解人意的考量，我认为，当一个国家将其兴衰荣辱系于民生抽插之间，当计划生育被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反复坚决强调、残忍执行，这一国度已然永远无法得到救赎与超度。

《蛙》中，莫言关于姑姑对计生的近乎执拗的坚持与残忍想必是几乎所有“计生”者共有的通病。在我小时候，就曾经有这样一个大夫决绝的解决掉了我母亲腹中五个月大的胎儿，而之前在我母亲怀孕最初到医院检查时，大夫并未对此作出关于“怀孕”的诊断说明，直到五个月后我母亲腹中胎儿成形时，医院方坚决地执行引产，以贯彻实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听妈妈说，那是个男孩儿，眼睛特别大，很漂亮，大夫当时是拿一根针管直接戳进我弟弟的大脑终止他的生命的，如果生下来的话，今年应该是23岁了。想来，如今整个中华民族的兴盛繁荣的辉煌城墙下，定堆砌着无数如我弟弟般被强行终止的幼小婴灵，而如今，“计生”这一丧尽天良的政策却依然被整个国家无视并遗忘，“计生”的推行者们依然理直气壮的表示愿无私勤恳地将“计生”坚持到底，在这种淡漠并残忍的语境下，《蛙》的出现显然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虽然在《蛙》中，莫言并没有明确的对“计生”表示反对，并在文中借姑姑之口将这一政策反复强调并执行，然而在姑姑年老时，她反复捏着小泥人，在她的残念里，每个小泥人似乎都是曾经被她终止的生命，而作家对“计生”的取向也在此隐约流露出了些许痕迹，虽然很隐忍，但相对于整个国家话语对此常年的沉默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