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看莫言的小说，久闻其名被称为中国文坛上最应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蛙》是我看他的第一本小说。在中国，好的作家都扎根在乡村的土壤中，扎根在家乡的故土。闻着土地上熟悉的泥土香，写着冒着土气的话，在我眼里，那样的小说读起来才有味，才厚重。

计划生育，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所有家庭都熟悉的词。这个让大部分新出生的80后的孩子没有亲兄弟姐妹的政策影响了两代人。在这个政策的号召下，生育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是变成了国家的大事。用一项硬性制度来干预夫妻床上的活动，估计经历过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早已麻木。况且人口急剧膨胀、生存资源不断萎缩，少生优生也确实符合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环境。小时候在农村，经常看到墙上刷着“少生孩子多种树”的大标语；在城镇，也有广而告之的牌子，上面画着一对夫妻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幸福地笑着，配上标语“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在八九十年代，这种标语、广告牌非常普遍。上世纪很火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也诙谐地演绎了农村夫妇为躲避计生局的罚款而东躲西藏只为生个男孩的故事。

我所在的城镇，印象中很少有为生男孩再生一胎的家庭。小时候很羡慕为数不多有亲兄弟姐妹的同龄人，感觉有同龄且血脉相连的人陪伴不孤单。我也曾问过母亲为何不再生一胎，母亲说那时候不是不想生，是不敢生。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不仅仅是罚款那么简单，超生是要丢工作的大事。第一胎不生男孩那是命，对于当时的工薪阶层来说，除非嗜儿如命，否则为生个儿子丢了铁饭碗，是需要冒风险、需要足够勇气的举动。在我所知的非独生子女里，要么父母有一方是没有工作的，要么是下海经商。放眼望去，那些职工子女几乎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被家里视为掌上明珠，却也少了多子女家庭的欢乐。

我们这群城镇独生子女是这项基本国策下的蛋，是生于红旗下，长于红旗下的蛋。所幸的是我们这群蛋还有父母的亲兄弟姐妹的孩子陪伴，童年也不至于单调。但在农村老家，景象又不一样，家家户户都是人口繁殖旺盛，一根藤条上结好几个果实。在他们眼中，生一个孩子怎么能算家庭，即使第一胎生了男孩，罚款也要生第二胎。《蛙》中在高密东北乡的卫生院工作的姑姑，亲手结束了两千多个孩子的生命，让她的晚年一直都在忏悔中度过。

不去评论姑姑行为的是非对错，仅就那个年代而言红旗下了什么蛋，姑姑这个鉴定的共产党员就孵什么样的蛋，党性一度凌驾于人性之上。许是晚年姑姑有所觉悟，认识到这一行为的荒唐性，捏泥人为自己蒙昧的灵魂洗尘。如果姑姑不去做这种造孽的事呢？把她塑造成高尚灵魂有节操的女性，那么一定会有另一位“姑姑”出现在同样地年代做同样造孽的事。我想也许根本就不是个人的原因，至于是什么原因，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病，当国家的利益湮没了个人利益，每个人都是病态不健康的物种，哪怕到现在，这个国度都没把个人利益摆正，所以当袁腮以开蛙厂的借口实则开借种生子的公司也就不难理解。所有的所有都是一个幌子：以计划生育的幌子进行着血腥地结扎堕胎上环和高额罚款；以开蛙厂的幌子替各种人超生；以国家政策的幌子剥夺了无数家庭的欢乐幸福。

好在如今的政策松动，在个别城市已试点生二胎，也少了《蛙》中那么多的悲剧。不过高房价、高物价、低工资、高税收的压力，大概年轻人也无心造两个娃了。新时代有新时代的病，我们这一代80后躲过了计划生育潮，80后的下一代呢？

好蛋坏蛋，都是红旗下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