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生是公认的电话发明者。在他逝世后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电话迅速进化成一种叫“手机”的怪物，手机的功能也早已远远超出电话的固有功能。假如他能重回世间一个星期，肯定想象不出没有连接电话线的手机是如何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即时通话，又是如何接收源源不断的信息。

可能令他更想象不到的是，手机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早已越过了“给人们带来生活便利”这一功能定位，反过来严重影响了人们自主的生活空间。

这就是说，手机已让我们无所遁形。现实世界里，手机的确让人们毫无距离感，宛如近在身边。但是，我们又无时无地不被信号网笼罩着。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的行踪能被先进的全球定位系统随时跟踪到。当手机越来越趋于智能化，尤其当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被移植到手机之时开始，我们的隐私也越来越没有藏身的地方，我们似乎越来越成为透明的人，这就是让人产生一种焦虑感。

尽管如此，由于手机已严重融入生活习惯之中，我们也不能一天没有手机，手机已经让我们对它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当我们出门时手中缺少一部手机，会莫明其妙地在心中顿感失去了什么，我们似乎患上了严重的集体手机依赖症。

此外，手机还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压迫感。不管你情愿不情愿，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会让你迅速拿起手机应答提示铃声。设想一下，当我们不告诉别人任何信息，完全关掉手机，要不了多少时间，你的周边的亲朋好友会陷入一种恐慌的氛围之中。也就是说，此时手机不再是你个人的工具，而是变成了维系周围人群安全感的其中一根红线。我们已经习惯了“房奴”、“车奴”等一些名词，事实上我们也正在逐步成为“手机奴”。

不仅如此，在手机横行世界的时代，我们的自主空间已变成了一种奢侈。随着电信欺诈、电信陷阱、垃圾短信等“毒素”层出不穷、无孔不入的入侵，手机已经让我们失去了自主的生活空间。人们对手机又爱又恨的同时，仍要为手机多支付安全感方面的精神损失。

人类正在被手机、电脑、网络、微博、微信等身外之物压缩包围着，我们的精神需求仿佛被压制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之间，这难道正是人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吗？人们不禁要问，除了上帝，难道还有人在设计我们？

其实谁也没有设计我们。究根溯源，我们在日常生活严重依赖于某一项工具，根子还在于当今人们心中的功利性。当然，究其根源，功利性的膨胀又与价值观认知和安全感的缺失有关。人们总是以周围人群的价值观为价值。人们向往纯净、平静的生活，但又想借助于某种工具获得高于别人的优势。假如人人都是如此，世界最终将不得平静，原先人人向往的纯朴的田园生活会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中国人的国民性缺陷仍在于知与行的不一致，理性总是被盲动所征服，始终在功利圈中打转转而徒耗一生，其中手机则扮演着一味重要的“催化剂”角色。

新时代的科技发展，已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发明电话原本是为了人们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但物极必反，这似乎就是一种悖论。我们让竞争思维冲昏了头，本想借助于工具赢得某种优势却又被工具本身所困，真可谓作蚕自缚，自作自受。因此，假如让爱迪生重新回到这个时代，他最感慨一句话一定是“发明电话原本是为了方便生活，然而最终随处可见的手机（移动电话）反而可能成为人们的噩梦。今后的医疗术语中可能会多出一个名为“手机强迫症”的医学名词”。

然而，以手机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仍没有停止脚步的征兆，还将愈演愈烈。这给人们带来深深的忧虑，科技创新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科技创新只是人类实现幸福的工具。当科技创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时，是不是应该适当限制科技创新给人们带来的负面效应呢？或许，少数人所搞出的科技创新成果所带来的兴奋感正在消蚀大多数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在以手机为代表，层出不穷的各种新玩意儿中，也让我们对在科技创新幌子下的新技术泛滥产生一种反思。

古人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机的确给生活带来一些方便。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过犹不及”的规律。科技创新在利益驱使下，越来越冲击“科学伦理”的底线，各种丑陋的行径也借助于高科技横行世间。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会为此增加不必要的生活成本，也就是说手机带给人们最初的幸福感最终被强迫感所代替，仿佛手中多了一条被别人牵着走的无形绳索。手机原本只是一个工具，但手机似乎已从工具变成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君主。难道这个原罪需要由爱迪生来承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