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有一种现象是如此：独有的某种文化形态与行为方式以家族为载体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去。如好莱坞影星薇诺娜小小年纪就接触到了“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的颓废文化，因她的父亲迈克尔·霍洛维茨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中世纪欧洲盛行神学与法学，牧师与法官作为高尚职业的代表，家族成员便将其竭力达成再世代继承。而在古中国，修儒学、考科举、赴政途，成了所谓书香门第的唯一出路，离经叛道的情况较西方更为少见。梁漱溟一家的学者气度，叶圣陶为首的叶氏四代作家，陈赓大将的将军世家，这些近现代的例子也同样令国人骄傲动容。

然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多见也不太典型。究其原因，我个人能推断到的程度主要有两点。其一，长时间的封建专制统治毕竟束缚了人民太久，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长期难容，社会高度标准化统一化的事实相较于个人坚持，其力量的差异仿佛浪潮击沙，脆弱的标新立异被轻易摧折，只把一点遗恨溶进潮中。其二，虽说国人一直重家甚于重国，但主流文化的地位一直崇高而分明，辐射范围由国及家，并未预留充足空间为自由主义播种，所以即使少数显赫意识的家庭也能有某种信仰被承袭，但那种信仰无法突破主流文化与道德的底线，大约只是承袭一种公认的伟大节操、一份高尚职业或一种报国信念。因此，荒诞颓废如嬉皮文化的特立独行的文化形态不曾在中国光明正大地盛行，刻意传承更无从谈起。人皆有逐荣斥耻之心，既定然不能被社会所接纳承认，对自己自发的取向也不免感到心虚耻辱，直至妥协放弃。

些许刻板的中国历史，给人留下了不少遗憾，最近我总因其中的一个感到不悦——哲学断层的现实痛苦地横亘在经济实力及所谓综合国力起起落落的历史中，持续地在每个阶段空白。

需要强调的是，在人类智慧的前提下，哲学思辨可以随时存在，因此小范围的哲学讨论中国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某种或多种“主流哲学”在关乎民生的重大领域上竞相绽辉。这种说法当然是基于西方世界的情况而言的。在西方，哲学不仅仅是几个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高贵点缀，而一度是整个社会最令人瞩目的巅峰。各人独立建立起来的宏伟而完整的哲学体系，由浅入深的哲学原理、思维方式、基本逻辑的构筑，而不是针对小众去解释一些狭窄问题，这才应是主流哲学的解释。尽管大家都争相推翻他人学说，确信自己体系时便失了严谨的批判态度的现象可谓美中不足，至少也证明了哲学的兴盛像磁石一样有力地吸附了太多人的注意力。反观中国，长久地被儒家思想垄断，现代的哲学教育又生硬不堪，几乎不再有人敢涉足真正的主流哲学殿堂，能够为自己及一些小圈子稍微答疑解惑的智者都已经少之又少并且也就此自满。当然，目前的经济建设目标更加消灭了哲学的舞台，西方的哲学时代也将走入沉寂。或许是个人的理想主义作祟，如果只有所谓生活哲学而没有大气的经典哲学，我还是会感到失望。这个习惯大概是自小养成的，文学、音乐、艺术等等，我都首先接受基础与传统熏陶。我认为，有这些最根本的东西打底，才不会漂浮于纷纭个体瞬间绚烂的表面，而得以渐次深入一个完整厚重的境界。

这样的个人理想也许过分，但对于家族，社会，国家却实在至关重要。信仰传袭需要一个鲜明而经得起考验的信仰，哲学断层需要填充的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否则，紧握着的笃信之物可能空洞得失了实用意义，渴求的振兴劣势可能只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