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否观察到（或者从别的教师那里听说过），儿童有时候对教师的话抱着一种爱听不听的、无动于衷的态度？譬如，您给儿童讲述一件很有趣的事，可是他目光黯淡，木然地坐着，您的话并没有触动他的心。您完全有根据为此而感到不安：这种对于词的冷淡和不易接受性，是学习上的一大缺点，如果这个缺点扎根很深，一个人就会对学习越来越疏远。”

——[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当苏霍姆林斯基说这儿童教育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有着类似的“对于词的冷淡和不易接受性”。当我说着“难过”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专注与这个词的含义，还是专注与自己真正的心情，有时话语不由心生，反而心情会被表达操纵。词不达意的困境让我一次次退守自居，将嘴封牢，那些隐藏在词语中的经验迷乱了我的感受，在我想说话的时候，我掌握的词汇太少；在我会说话后，我却渐渐不愿说话。词语在我的记忆中仅仅是字典上镌刻的印刷字，死气沉沉。

曾经写过很多篇作文，很多篇周记，除了几篇传情达意，大部分的都只是词语死板硬套的排列组合，那些600字、800字的小文章就像一个个僵尸一样躺在写有我名字的作文簿里。如果是有感而发，我可以把词语的排列组合顺利完成，在高中那么漫长的时光中，我只有两篇作文是有感而发的，其它都让人无语，我开始怀疑我的语感，我就是一个没有文学细胞的孩子。可是我还是毅然选择了文科，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期待我能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地表达我自己。

苏霍姆林斯基说要让词语在儿童的意识中活起来，它们能够在意识中活蹦乱跳。让意识中的词语活过来，创造自由的表达，只能在表达的牢笼中不断地寻找那些与我心心相印的词语，等待它们出现。模糊太久的感觉，是否须要对每一个词语制造一次重新相遇的机会？

对词语的冷淡在影响表达的同时，也影响了倾听的能力，就像那些上课时爱听不听的学生，小学生会这样，中学生会这样，大学生也会这样。这个时代，老师须要精心设计自己的表达，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倾听的能力不再是懂得尊重别人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强调对话，但是当对话时，如果一个不能很好地表达，一个又不能认真地倾听，相互理解将会很艰难，误解反而变得轻而易举。

词语的暗示，形成了潜台词，当说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暗示着这“最后一次”是多么珍贵；当说到“很好吃”的时候，暗示着还想吃；当说到“你会找到更好的”时候，暗示着放手吧……词语牵涉了日积月累社会共同的经验，当我听到一个形容词，一个修饰语，或者想说出一个形容词，一个修饰语，不自觉地会联想到它的种种暗示，这种暗示作用给我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被动感，就像“最后一次”迫使我去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当这样的误解产生的时候，我便会本能地反抗，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一塌糊涂。自由的表达，明确的倾听变得那么艰难。在我有限的表达中，须要一场别开生面的陌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