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鹰城已有了些许秋意，夜晚已然听不到窗外时起时落的虫唱。饱含无限寂静的黑成为了夜的主色调。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五集纪录片“回望梁启超”的情节一遍遍在脑中回想，起身下床，径直走向阳台，仰望星空，那颗耀眼的启明星正在夜幕中闪烁。

如果把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看作沉沉的夜幕，那么，谁又是穿越重重黑暗，给人以希望的启明星呢？我思索着。袁世凯吗？不，他只不过算是一颗流星。孙中山吗？他是革命的领袖，又岂是一颗星可以代表？那么，是梁启超？

是的，就是他。是他将政治文明的种子洒向大地；是他，“开中国风气之先”，宣扬自由，民权，立宪，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也是他，首先使用“日文汉读法”，将“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等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汇引入中国……。可是，月明则星稀。当中国共产党如月光般穿过厚厚的乌云普照大地的时候，梁启超——这颗启明星的光芒不觉就显得黯淡了许多，几乎消失在茫茫的夜空。

还记否，那个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的天才少年，第一次听到康有为高谈阔论时，“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从此，中国的历史上，便多了“师傅秀才，徒弟举人”的佳话。

还记否，那个公车上书时意气风发的士子，在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时，悲愤难平，词随心发，“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那饱含深情的文字，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

还记否，那个戊戌政变时悲戚仓皇的青年，在残阳如血的黄昏无奈断发，远走扶桑。“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终于没有辜负友人的遗愿，身处异乡却依然为救国图存的理想奔走呼号。

历史不会忘记，在那场立宪派和革命派激烈的论辩中，他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和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广泛而深刻地动摇了旧思想和旧文化，为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历史不会忘记，当袁世凯沉浸在在自己的皇帝梦中，一步步将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破坏殆尽时，他不惧袁世凯的威逼利诱，毅然发表那篇掷地有声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旁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他用利刃一样的文字历数民国以来的乱政，阐释了宪政思想，揭穿了袁世凯称帝的目的。

历史不会忘记，“一战”结束后，他与蒋文震、丁文江一行远赴欧洲，游历英、法、意、德等过二十多个名城。一部《欧游心影录》对后世影响深远。归国后，他逐渐回归学术，用西方的方法创立新的研究范式，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起信论考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等专着相继出版。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饮冰室”。然而，他“饮冰”数十年，从不曾凉了为国事操劳的热血。

他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适无一不受其思想的熏陶；他培养了一批中国的杰出人才，如周恩来、蔡锷、冯自由、徐志摩、梁思成等。从这层意义上看，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那么梁启超便是大众思想的启蒙者！

心潮起伏，对梁启超只有崇敬。合上疲惫的双眼，“变亦变，不变亦变”的豪言仍回想耳畔。

江河奔涌，大势滔滔。时代造就了梁启超，梁启超也无愧于那个飞扬的时代。

先贤已逝，然精神不朽，业绩长存。如今，中华民族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适逢梁启超先生逝世八十五周年，若先生知道他所谓“少年中国”成为现实，九泉之下也当含笑。或许现在是一个应该重温梁启超的时代了。他的《少年中国说》是青春中国诞生的第一口呼吸；他的《变法通议》是新文化向旧文化宣战的第一把利剑；他的“小说界革命”的尝试为腐朽的旧文学注入一支强心剂。他用几十年的善变、多变，为我们完整地诠释了现代人格的要求。我想这就是梁启超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