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北京卷: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

越过一座坡,又爬上第二座,吉普车吃力地在歌乐山崎岖不平的路上攀爬。一条小溪沿着公路流走,横过公路的地方,出现了一座石桥。桥的左面,是个黑黝的水潭。水潭后面是悬崖,山涧的水从悬崖上泻下,汇进水潭。山坳间,有一座巨大的白色楼房。

我们报社将对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最后一次报道,然后随军迁往台湾。经过多重手续,我终于见到了我的采访对象——刘国志,一个憔悴但文雅的青年。

“我叫李子阳。”

“你好!”声音温和,却是冷冰冰的。沉默很快打断了我们之间偶尔的谈话,四周的空气凝结起来,分外沉闷。“我能看看你住的地方吗?”我鼓起勇气打破了这寂静,出口的却又是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啊?”他似乎愣了一下,旋即露出一个微笑,“当然可以。”他一直走在我的右边落半步的位置,保持着警惕又不失礼貌的距离。高墙中间包围着一个天井模样的院坝,有一间门上挂着“管理室”的牌子。管理室旁边,是条阴森的隧道,通向平房底下黑黝黝的地底。院子里栽了几棵绿色的小树,幼小、纤弱,那岩石的院坝不能给它们以些许的营养,但这些小树竟然活着,叶片嫩绿,细小的枝干,就像从树上攀折下来,硬生生地插在岩石上似的。

白公馆的环境比渣滓洞好许多,但是却缺少了渣滓洞中那种特别的热情,冷冰冰的,就像他一样。走进白公馆的那一刻,那种可怕的寂寞,就开始让我心里发凉。

我打量着面前这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人,却发现他也在打量着我。他的神色中染上了几分窘迫,“你让我想起了一位朋友……”他的神情中有几分怀念,几分担忧,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蜜。我心下了然:“是曾小姐?”他不语,但那微红的耳尖以及那忽然乱了一下的眼神出卖了他的心意。真是个可爱的人,我在心底为他感到一些不值。“值得吗?”我不禁脱口而出。历史的丰碑上或许不会留下他的名字,多少年后甚至没有人会记得这世上曾有过一个他。想到这里,我的心有一些疼。

“没有什么值不值的。要好生活,我有;但要让天下人都有好生活,我做不到。为了能让天下人都过上好生活,我就得这么干!”他的神色依旧很淡,但眼中却隐隐有火焰在燃烧,就像我曾在监狱里见过的许多人一样,炙热而坚定。“我死了有党,如果我背叛组织,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那火焰燃烧得愈发旺盛起来,竟是有火花迸射。“死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我死了,还有紫霞和陈然他们!他们死了,还有千千万万的同志们!”他终于不淡定起来,用力地拍打着胸膛,手铐被抖得哗哗作响,“就算刺刀捅进来,喷出血,也能染红明天的黎明!”他的脸涨得通红,失掉了风度,却添上了刚强勇毅。边上的看守张大了嘴,仿佛在呐喊是什么信仰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一位翩翩公子一瞬间变成了江湖豪杰般的人物。我愣在原地,心中空白又复杂,一阵一阵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是敬佩、心疼、恐惧,还是不解?“谢谢……”我语无伦次地说道,“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吧。”我转身,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夕阳是凄美的殷红,刺痛了我的眼睛,耳边还回荡着他的笑声。

最后,我打定主意,决定不去台湾,而是留在重庆做了一名小学教师。1949年11月27日,32名共产党员被枪杀在歌乐山松林坡刑场。当我在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沉默了许久,耳边回响的全是刘国志说过的一字一句,脑海里浮现的全是他一脸憔悴的模样,唯有坚定的眼神和这没有生气的面孔格格不入,仿佛他早已看到了解放的这一天……

作者:北京考生来源:《语文报·高考版》2015年10—11月作文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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