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个字眼很模糊，也很生疏，仿佛陈列在地下室年代久远的钟摆，不会让人记起，可它却好不知倦地左右摆动，一左，一右。

请别误会父亲在我心中地位无足重轻，而是“父亲”这个名词太陌生，因为我叫父亲“小叔”，而不是叫爸爸。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这样叫？我也曾无数此地问他问什么叫他“小叔”。而他只淡淡地说，为是不要太亲。

为了不要太亲，我叫他小叔。为了不要太亲，我们真的越来越疏远。这种疏远像几何学中的指数型函数一样，随时间的流逝呈爆炸趋势。

记忆中的小叔以父亲的身份好像只生活在我的童年。童年的早晨与晚上的时光是美好的，因为有个叫小叔的男子。

5、6点的天空微白时，他便叫醒我们去晨练。沿着公路一直走。我们会随手摘路边的野草野花。记忆里，那些野花野草是横尸于马路的，十分安然宁静。路的尽头是街边小吃。其实小叔是用这种手段将我们“拐”出来走路的，很奇怪的是这种笑伎俩屡试不爽。

晨练回来，便去菜市场，我们跟在小叔后边提菜，十足府衙里的小厮跟这老爷出巡。市场上叫卖的阿姨伯叔们都认识我们，一见我们便说，瞧，是xx的女儿。我们是小叔的女儿。小叔认识乡里的大多数人，因为我们的家族就是一乡里。

镜头一暗，天便黑了。晚饭后的星星星眼睛眨得十分俏皮。小叔吆喝，去哪。我们便会再去压马路。我们像极了馋嘴的老鼠，只要有诱惑便会勇往直前，不管那钩着食物的棂一头是要命的老鼠夹。只是这次不是小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饭后甜点，用小叔的话说是锻炼我们教理的辅助工具，用我们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冰淇淋。五角钱一支的冰淇淋在我们童年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们的成长小叔并没有参与多少，他对日渐长大的我们的教导越来越少，他把教育的重担交给了叫教师的人类，从此不理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关系可以用放风筝来形容，小叔是那个放风筝上天的人，我们就是那随时间的狂风越飞越远的风筝，牵系我们和小叔之间的是那条永远不会断的血亲般的风筝线。线的那一头，小叔紧紧地拽在手心里。

小叔没读过几年书，可他懂得很多社会风气。在阅历方面，他的确算得上是个智者，他的话匣子很容易打开，只要你在他喝酒的当儿问个问题，比如酿酒的过程，在比如汕头的古迹传说。一问，他有的没的说上一两个钟头都不嫌累。从问题的根本讲起，然后说社会，然后开始离题讲起党和政府。小叔很看不起当今社会所谓的共产党。他说共产党只适合搞革命大战，给人民一个自由是王朝，可共产党适合戴高帽坐在政府办公厅里写草案，现今的共产党太多挂上了做作的牌匾，其实没有做过多少实际的贡献。

然后他会借着三分就已指着毛泽东的头像抱怨他的胡子长得不好。我告诉小叔，毛泽东是不长胡子的，长胡子的是小日本。这时小叔义愤填膺地说，毛泽东和小日本一样可恶！再者，男人都留胡子，毛泽东不长胡子，难道他是太监。说完，小叔便躺在沙发上仰头大睡，鼾声如雷，第二天醒来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小叔喝酒时说的后半段话千万别当真。一次，我和小叔在看《宝莲灯》，看到红孩儿出场时，也不知谁开的口，小叔一口咬定红孩儿就是哪吒。我说红孩儿是红孩儿，哪吒是哪吒。可小叔就是固执己见。我问他，哪吒的父亲是会啊？他立马接我的口回答，牛魔王啊。我沉这气又问，那那个托着塔的李靖儿子又是谁？他衣服想当然的样子，一对鼻孔朝天出气地说，当然是红孩儿啦。我一听，气得差点喷饭，拗不过他，于是我暴走。后来才知道，当时小叔的酒杯刚刚空着。所以他当时背负误人子弟的罪名，我也不怪他。因为他是我小叔，我是他女儿。身上流着他一半的血，我们的嫡血嫡亲的关系。

小时候，我们听小叔的话。长大了，小叔听我们的话。就说家长会吧，小叔必到。因为他的两个女儿会一手架在他肩上，一手拿着实现写好“准时参加”的回执信让他签字，提醒他开会的时间。而会上，他一拿到我们的成绩单，却会一溜烟走得连人影都瞧不见。他不管校长、老师在会上的说词，用他自己的说辞就是，他有去参加家长会，有成绩单为证。所以如果在哪次家长会长看到那个拿了子女成绩单，然后提早回去的身影，问我，那个人是谁时。我会告诉你，他是我小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