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问世，该丛书列举了大量的古代格言和案例，又根据社会形态之差别，把古代官德与现代官德的概念讲解得很透彻。此外，该丛书还将贪官分为贪渎、权奸、酷吏几大类，这套丛书成为了我们反腐倡廉教材的读本。

对官员讲官德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问题是在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对贪官讲伦理道德靠谱吗？对贪官而言，他们根本就不信伦理道德这一套，否则他们就不会走贪腐这条路了。况且，他们连强制性的法律严惩都不害怕，又何惧无关痛痒的软性道德说教？就此而言，试图在贪官面前讲官德无异于痴人说梦。

虽然在中华民族传统中，有非常多的优秀官德资源，例如孟子的民为贵，范仲淹的忧民思想等，但当下的官德建设，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把传统文化中的官德直接拿来使用，因为传统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有治人，无治法”，这种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官德，显然没有今天法治的“权利本位”等新道德因素。因此，当下我们的官德建设必须以权利为基础，从权利的本位出发。

由此可见，道德作为一个无法量化的软性约束，虽不可或缺，但不应成为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先决因素。其实，当下官德不彰的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权力监督不力，则官德建设就无从说起。如果权力监督不力，就会使掌握权力的人丧失人之为人的基本特质。最近，中央编译局有一位高官—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他在记者面前坦言：“都怨自己权力太大，约束太少，诱惑太多，情人太妖……”，可以这样说，权力的监督不力害了衣俊卿。权力使人变为神，权力又使神变为鬼。试问，如果权力监督有力，衣俊卿敢如此放肆和女傅士—常艳，到北京西单闹市开钟点房搞男女关系？由此可知，权力监督不力，是导致官员生活腐化堕落的主要原因。

有一位反腐专家说：“当权力失去百分之二十的监督时，贪官们就会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百分之四十的监督时，贪官们就会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百分之六十的监督时，贪官们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百分之八十的监督时，贪官们就会敢于践踏法律；当权力失去百分之一百监督时，贪官们就不怕上断头台。

要遏制贪腐现象的蔓延，对贪官们不应当只讲道德建设，而应当着重于制度建设。在现代社会，道德与制度最大不同之处就是，道德约束诉诸的是一种依靠个人自觉的内在价值体系，而制度则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外部因素的约束。由此可见，制度是道德发挥效力的先决条件，给官员们讲道德的前提是每个官员必须是一个守法的公民。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是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举妄动，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恶魔，将人性之罪恶无限地泛滥”。

因此，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官员，不将权力关进牢笼内，就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官德建设，唯有融入刚性的制度之中，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