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悲剧，一群随着国民政府撤迁来台的军民，有地位显要的官夫人，歷经沧桑的老将，普通的教书先生，抑或风姿绰约的舞女，他们皆有一个共通点：思念过去，活在过去，虽然身在台北城，却如飘泊无依的孤魂般游盪其中，以一种孤傲、看不清现实的贵族自觉，宛如一群不属于台湾社会，自成一格的「台北人」。

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白先勇先生以其细腻、略带哀愁的笔调，刻画出歷经五零年代上海风华，到至今感嘆岁月流逝，昔日温存的舞女领班煺休从良的最后ㄧ夜。故事的主角，金大班，已是一名纵横舞厅数十年老练的风尘女子，在上班的最后一晚，回顾自己的一生，进而道出那段独特的年代。时空背景回到迁台前大陆沿海的不夜城-上海，灯红酒绿、华灯四起、醒目的招牌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辉，大街上人来人往，不时有达官贵人的黑头车掺杂其中。此时的金大班，正是黄浦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政商名流口耳相传的当红舞女，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她抛妻儿、撒金钱。再回到台北夜巴黎舞厅，金大班已年近四十，即将脱离苦海，成为整日只需摇扇子的老闆娘，时间的不留情固然是她苦恼的塬因，不过，真正令人嘆息的仍是那过往的光荣，那种荣耀，那种意气风发，似乎是在台北的二十年所难以匹敌的，也使得身为「台北人」之一的金大班，在喜悦之余，仍有些许惆怅。文中，金大班曾不屑地说，夜巴黎的舞厅还没有上海百乐门的厕所宽敞，并不只一次地强调台北的不足和上海的繁华，显现出她和其他的台北人一样，纵使在争逐声色犬马的风月世界，还是有掩不住的凄凉。

台北人一书描绘出一群战后新移民的众生百态，进而揭露他们对失根的惶恐以及内心深处那份永久的悲哀。近年来，台湾主体意识高涨、社会开始普遍强调本土化、在地化，加上两千年的政党轮替，台湾开始重视自己的歷史、文化。此际，一连串的去蒋化、去中国化，却也悄悄地分化民众、加强族群对立，这自民国叁十六年至今六十载的省籍问题随之浮上臺面，使一群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外省人第二代，莫名其妙地背上「不爱台湾」的罪名，成了名幅其实的「外省人塬罪」。塬本是推广主体价值的好意，却演变成如此，岂不悲哉？

其实，这些人的长辈，便是白先勇先生笔下的「台北人」，虽然他们多半抱持有家归不得的哀愁，深怀离乡背景之怨，却不也和台湾一起走过中美断交、煺出联合国等困境，一起胼手胝足地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台湾奇蹟，一齐见证台湾跻身国际的光荣时刻吗？再谈谈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认同，记得在一次春节的特别节目中，收看一齣名为「漂洋过海来看你」的纪录片，内容叙述七十六年解严后返陆探亲的老兵们的辛酸史。其中，最令我动容的是一位荣民伯伯準备返台时，向一样白髮苍苍的昔日恋人道别的情景，他吃力地一字一句说：「我在台湾也有家，有太太，有…。」之后的话语已被哽噎声掩盖，令在电视机前的我红了眼眶。台湾为什么不能是第二故乡？「台北人」何尝不是台湾人？抛开杂见，以最真诚、包容的态度拥抱每一位共同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吧！

白先勇，一个出身国民党高级将领家庭的现代派作家，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辗转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之间，以他特殊的视角和特别敏感和执着，审视着最根本依赖的人性，审视着最热爱的传统文化。而在审视的过程中，白先勇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因为他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衰亡。他想努力挽留，于是他通过他的创作，在作品中对逝去前的美好和逝去后的衰微作对比，给读者留下一个强烈的反差，让读者自己从内心萌发一种对美的渴望和追求，从而达到“不衰亡”的目的。于是白先勇这个“敏感的伤心人”写了一部《台北人》的短篇小说集。

1965年4月，登上文坛已8年的台湾现代派作家白先勇在台北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与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一炮而红。从此之后，又引出了其他13篇短篇小说，并合订为《台北人》一书。书名之所以定为“台北人”，是因为在此集中，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是1949年那一场巨大的历史变动后，毫无心理准备仓皇渡海，困居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家眷以及随潮东渡的人们。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产物，他们虽然是生活的失意者，却是文学界的“幸运儿”，因为他们有资格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有人说《台北人》很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正如白先勇先生自己说的那样：“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物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所表现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的‘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所以，在白先勇的《台北人》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一种痛，一种对正在逝去的美的哀叹，一种对“已经不再，已经不能再从头”的哀悼。

我们都知道，“台北人”是一群特殊的人，在军事冲突和政治冲突中处于僵持对峙的时期，文化冲突却由于这些特殊的文化主体的心理失衡而被激发。这是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作者本人，都有一种情绪化了的文化心理体现：狭窄的生存空间、尴尬的国际地位、咫尺天涯的故土亲人，这些都成了他们的心理困境。而帮他们走出精神饥荒的，只有他们血肉相连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山水风土所孕育的文化情结。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心里，是民族的象征和根结。于是，那批流离在外的“台北人”有着更敏感更执着的文化意识，和比大陆的中国人更自觉更强烈更根深柢固的文化情感。所以他们更容易察觉到文化的衰弱和流逝，于是也更痛苦和焦虑。他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唯一联系民族情结的文化传统衰亡，于是以白先勇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把握住渐衰亡的文化。白先勇选择了写小说，想在小说里提醒人们这种传统文化日趋衰微的现状而引起警戒。也想通过在小说中再现那些传统文化的氛围，再度勾起人们对那些美的热爱和执着。白先勇写下的《台北人》，也正体现了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前几天，随意整理书柜，无意间瞥见了妈妈推荐的《台北人》。这本书静静地躺在书柜多年，我却始终不曾翻动过。直到看了老师的书单，发现上有这本书，才打算一探其究竟。其实，以前有很多机缘让我去翻动她，但我都刻意和她擦肩而过，因为它的书名。我一直认为《台北人》是写给台北人的小说，书中描述的是他们的歷史、他们的故事，与我何关？但事实证明我错了，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民国初年人们的故事，只不过作者把地点放在台北。

台北人一书的故事发生于一个复杂的歷史时空当中。当时正值国共内战，由于大陆沦陷，许多人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这小岛。他们可能来自桂林(花桥荣记中的老闆娘)，可能来自上海(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裡的金兆丽)可能来自南京(一把青中的师娘)也可能来自其他不同的角落；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煺休佝偻的女僕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钱夫人(游园惊梦)到下层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社交名媛尹雪艷(永远的尹雪艷)；有煺伍军人赖鸣(岁除)；有帮佣工人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有知识份子余教授(冬夜)……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或繁华、或引以为傲，但这一切的美好都在内战的蹂躏下化作灰烟，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他们背负着这些「重负」被迫来到台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失落、惆怅。在现实生活上，他们受过去影响，有的甚至沉浸其中而无法自拔，他们不断在回忆过去，期望能寻回一点美好，但今昔的强烈对比反而是一大讽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者蓄意放在本书之前的<乌衣巷>无异是最好的注解。

虽然作者没有在小说中揭露什么一鸣惊人的社会现象，反而是以一种不紧不慢的描写方式细细刻画每一个人物、描写种种人生百态。他娓娓道来这一切，从容不迫，但在读完每一篇章后每每使我神伤。我爲(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裡王雄之死感到难过，他是那么忠厚老实、勤勉努力，然而，却因为他长的丑而被嫌弃；我爲(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裡的金兆丽感到惋惜，做了一辈子出风头的舞女，倒头来到底什么也不剩，就连最真切的「情」也牺牲了；我爲(梁父吟)中的朴公感到感慨，虽然白先勇描写他「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髥，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使我们看到朴公凛然的威严，但事实上他是脱离现实的。

即便已读完这本书，我还是很难把那时的台北、那时的生活与现在的台北做连结。塬来无论再怎么繁华的城市，也会有一段昏暗的过去，《台北人》中的台北就是，它让我觉得沧凉、颓靡，就像一个已经穷途末路的舞女，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凄艳之美。

白先勇的《台北人》中所描写的是国共内战时期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故事。这已超乎地域的限制，他所描述的既非台北，亦非中国大陆的故事，而是在这个时空下，这些征战时代的人们的故事。作者异乎常人的成就，也就在于他所传承的不仅仅是这十几则故事，更是整个时代吧！他们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走入歷史也走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