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想过历史可以这样写。习惯了编年体的我们认为历史只有那么一种固定写法，突然面对这样以点带面，用某一年事件点破朝代命运的写法时，开始竟然会不习惯。粗线条描述历史并不难，能从小事着手讲述历史并引申出高人一等的论点则属难得。每次看到章节后面长长的参考书目时不禁让我在叹服黄仁宇先生旁征博引的伟大之时又对他严谨刻苦的钻研精神多了几分崇敬之情。
前几个礼拜看《大国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讲关于英国如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励志图强，锐意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英国如何通过光荣革命，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文明的历程叙述。而我的手中，正捧着一本《万历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从海洋出兵准备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长的英国的前一年。我们的泱泱帝国，大明王朝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1587年，没有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六个人，六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是什么样的体制和力量在从中作祟？又是什么样的传统惯性和现代科学的缺失，让我们的帝国丧失掉革命的机遇？
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守时；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他们是是历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征。
虽然贵为皇帝，但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排位，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张居正为改变政府作风，增强效率，防止贪官污吏，不遗余力。但他没有明白，他想改变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现实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发达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抑制先进生产力，保护落后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作为后来者，申守时使文官体制达到了控制国家运行轨迹的高处。文官们，不关心经济发展，不关心国家前途，只关心利益团体。整个国家表面的稳定，掩盖了内部发展停止的事实，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过程。向衰败的深渊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
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理想和期望的社会现实，跟真实的现实成反比：我们期望清官，就说明贪污腐败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呼唤英雄，就说明这个时代真的缺失正义。
社会的道义，需要英雄来支持。但是，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则过于单薄，无济于事。《万历十五年》是六个社会精英人物的命运和缩影：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挣扎、逃逸，饱受煎熬。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没有人可以功德圆满。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00年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万历十五年》是黄宇仁先生“大历史观”的发轫之作。这本书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但可读性极佳，随处散发着神秘而温和的气息，恰如书中的主角-明代的官僚们。曾经看过这样的一篇评论：《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后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伤感的小说。在那里，长城是分段建造的，传说每段城墙之间都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垂死的皇帝派出的使者虽然快马加鞭，却永远也赶不到宫殿最外层的大门口。卡夫卡那位无名的叙述者说道：“以同样的绝望和同样的希望，我们的人民尊崇着皇帝。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对王朝的名称也不确定。”
归纳《万历十五年》，黄先生的中心意思是要表达：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因为这个症结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剧。
读书重在思考，从这本书里我们应该看到黄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我们读史应该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再来对史料进行整体把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而不能随意的对史料节选、阉割，更不能先入为主来读史。本书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从晚明来看中国如何在世界潮流冲突下如何发生变化，而是大历史的角度下启发我们思考中国为何而变化。他不受制于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追求最高层次的“哲学历史”。
当然，这个结论有事后诸葛亮的意思。深处制度其中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角色，而只是后人在整理史料的时候作为旁观者能获取一个大致的认识，当然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不过，这也正是历史的意义，它提供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可能不正确，但起码能帮助我们更主动的思考，预见很多即将来临的危机。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启示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九五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