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梦想

作为中国的学子,我们的学习方式由几千年前“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演变成现在的“陪太子读书”,不能不说其变化之大,毕竟它们代表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学子形象。但变了的结果呢?只不过是把一个个“范进”,变成了一个个高分低能,求理论而不求实际的“尖子生”罢了。如今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是为了应试而学习,为了满足一个个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数字,为了所谓的“光明前途”,“幸福生活”而在分数苦海里苦苦挣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教育是在扼杀着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学习自由。

在已经出过7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剑桥大学里,老师全凭学生自己去思考和动手。在这种一切靠自己、老师一般不会限制学生的研究兴趣和方向的自由学风下,学生可自由地异想天开,去创作、研究。曾经,有一位剑桥的博士倾力证明,300多年前启发牛顿的苹果树并未被风雨摧残,仍在三一学院原地成长,生根发芽。研究论文甚至还发表在权威刊物上呢。“无用”的思考训练产生的成果,成就了许多“有用”之才。很多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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