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法，也许正应了由于站位点不同，从而导致看问题的角度亦有所变化的评论泛像，而所谓的“海纳百川的扩容与沉淀”，倒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热衷于提倡“描述”者们的某些专念。

很多人热衷“仅止于描述事物”的同时，在其言论中有意无意地注入一些主观情绪是根本就无法避免的结果，例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述张角起义的情形是“贼势浩大”这一点，就已经属于站到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所做出的结论，这种判断，虽然基于描述，但却总无法避免作者本人的主观因素。

描述，在小说创作中得以被广泛的应用，因为小说创作是最需要去描述一些事物的。

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当一位小说作者力图去描述一些事物时，作者本人所抱的主观判断情绪，以及局限于作者身上的阶层烙印，终会让他的“描述”流于个人之见，而不能在事实上真正代表了人类的泛化审美观。

多少力图通过“仅止于描述”的中立立场，来希图揭示一些“客观本质”之希望的努力，在我看来却是一桩又一桩毫无胜算的买卖。

因为我们都知道语言的惰性和文字的贫乏性，而“描述”行为，在动用动词和形容词时，毫无疑问都会涉及到“修饰”问题，也正是这些“修饰”问题，在事实上让“一千个读者变成了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桌子上有一杯水，这是一个客观的物理存在。那么当我们力图去描述这杯水时，我们该如何定位针对这杯水的描述基点呢？

我相信，没有人会说这不是一杯水，假如在这些哈姆雷特中间没有双目失明的瞎子的话，那么我相信所有的“哈姆雷特们”，也许都会认同一个最基本而正确的客观描述：桌子上有一杯水。

如果所有的“哈姆雷特们”都喜欢这么冷静客观地去描述客观事物，那么这世上也就不存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法了。因为这种描述，是最干瘪的也是最尊重事实的。然而问题却总会出现，而出现的原因，则在于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真正喜欢用这种干瘪而毫无色彩倾向的词句去描述客观事物。

人们的争论，往往起源于扩展性描述，而扩展性描述，则毫无疑问会因了众“哈姆雷特们”的个人主观，而强行给客观事物添加上很多动词或者形容词作修饰的结果，于是事物的原本面貌，也就会因为描述之多样发展的可能性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

描述，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产品使用说明书”模式的描述，而另一种，则是属于“商品广告”类的描述方式。

对前一种，绝大多数人在欣赏或者创作文学作品时，压根就对此不怎么感兴趣，一般而言，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喜欢使用后一种描述方式，也就是“商品广告”类的描述方式。

问题就出在这第二种描述方式上！

因为第二种描述方法，虽然也是基于“仅止于描述”的动机，但在事实上，却已经演化成了扩展性的“心像”描述，换句话说，已经走上了唯心主义的描述模式。

我们还用“桌子上有一杯水”这个浅显的例子来解析一下。

“桌子上有一杯水”，属于“产品使用说明书”模式的描述，而众“哈姆雷特们”，当然也不可能满意这种干瘪的描述结果，因为他们还要搞清楚这是怎样的一杯水，于是事态就真的开始走向了复杂化。

首先，一位距离桌子最近，还貌似学者的“哈姆雷特”先生，会先站出来对大家说：“桌子上有一杯红色的矿泉水”，结果其他的“哈姆雷特们”开始不乐意了。

于是另一位“哈姆雷特”马上跟着站起来并表示质疑：“先生，您说这是一杯红色的矿泉水，可我却感觉这是一杯橘红色的白开水。”

这两位“哈姆雷特”的说法，无疑都套进了修饰词，而又由于他们的站位点不同，故而开始反复去强调己见的正确性，于是众“哈姆雷特们”也就开始了参与众说纷纭的争论过程。

因为修饰词，原本就属于“心像”范畴，而非属于客观的“物像”描述，所以，当针对同一件客观事物进行描述时，修饰性的“心像”言论，也就特别容易控制“哈姆雷特们”的思维，并进而导致他们开始反复引经据典地去和其他的哈姆雷特们进行争论。

我们知道，“桌子上有一杯水”的前提是必须有光源，否则，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谁还能看得见桌子上的水呢？那么，我们也都应该知道美术方面的几个基本常识：在有光源的环境下，物体本身的固有色，会随着反射光的强弱以及物体本身的形体而产生浓度及彩度等方面的变化[视觉效应]，从而在观者眼里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视觉偏差，有些部分显得暗淡，而有些部分则显得很明亮。还有因为观者们的站位角度以及距离等不同的原因，所以很多人在同时观看“桌子上的一杯水”时，也就特别容易产生“一千个哈姆雷特”之结果了。

还有观者的视力问题，色彩感觉的强弱问题，以及个子的高矮问题等等，都会让众“哈姆雷特们”在观看同一杯水时，因为站位角度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视觉偏差。

描述性言论，如果针对同一杯水进行扩展性描述的话，那么，修饰词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修饰词的来源，也正因为站位点不同所导致的：由于站位点不同，而导致众哈姆雷特们在使用修饰词方面会出现很多分歧，比如红色，橘红色，桔色，桔黄色，冷红色，暖橘红，暖桔黄，红中透紫的橘红色等等不一而足的修饰语会层出不穷，并且个个都喜欢强调他们自己所使用的修饰词最为正确。至于到底是白开水还是矿泉水，也就只能去质问供水的厂家了，假如厂家也能实话实说那就更好。

导致“一千个读者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最主要因素，正在于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惯用了修饰词，也就是说，早就习以为常地用“扩展性描述”去指代“描述本体”。

这是惯于“仅止于描述”的描述者们之最习惯于去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也是“描述”像“海纳百川”之论调的最大悖论之源。

扩展性描述，毫无疑问是带着很强的主观性的，当然同时也附带着很强的“个人之见”。

假如把“描述”这种创作手法，仅仅归位到原本的基点描述位置上，那么世上，也就无法出现那么多的“哈姆雷特”了，然而我却知道这是一种不可能奢望的妄想：因为人类的智商决定了人们从来都不喜欢停止于“产品说明书”模式的描述阶段，而恰恰喜欢“更进一步”地去“形容”客观事物。

“进一步形容”的****，导致描述性本体开始转化并变质为“扩展性描述”，而绝大多数人们，在“进一步形容”的过程中，恰恰忽略和忘记了扩展性描述本身，原本就不属于一种客观的描述方式，而恰恰是一种绝对的唯心主义描述模式的事实。于是“唯心”的描述，也就在事实上搞混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并把绝大多数人的视觉和思维给诱拐到了一个搞不好就变成了颠倒是非的立场上。

文艺创作，离不开扩展性的描述手法，否则，世间将再无“文艺”二字。

然而，扩展性的描述，在事实上却难能用来作为判断现实里的是非问题之尺度，因为这种手法属于纯文艺的特征，而不属于辨析现实社会里的是非之理性化的标准。

利用“描述”手段去混淆是非的做法，本质就是一桩很卑鄙很阴险的事情。其危险性在于：看起来好像描述者本人并没有对事件做出什么评论，但却在其描述的过程中，因为动用了很多有利于他个人之立场和观点的修饰词，而最终成功地引导读者和听众，在不知不觉中就钻入了被他早已设定好的语言圈套之中：比如谁想宣扬某某人很丑恶，其实大可不必对那个人的人格进行公开诋毁，而只要通过为那个即将倒霉的人杜撰一些任谁都无法验证真伪的生活溴事，或者罗列一些恶劣的生活癖好什么的，就足以引起公众的反感和厌恶了，至于在此基础之上，再随便在被攻击的人身上找点吹毛求疵的小茬子，并利用一些修饰词去夸大其劣的一面，那么这个即将倒霉的人，估计也就真的死定了。像这种常见的卑劣手法，也几乎就是历来的政治宣传之最惯用的手段，所谓“愚民而不动声色，杀人于无形”者是也！

又比如文艺界如果想推出一位作家，并想打造他的光辉形象的话，那么利用描述性手段，也很容易在公众中确立这个作家的“光辉形象”：只要把他如何如何“努力奋斗”的成长过程，利用夸大其词，或者涂脂抹粉的修饰言论，做到“掩盖其丑，只扬其辉”的程度也就可以了。这种“描述”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再去质疑这位作家的作品本身，因为“既然这位作家的人品和境界都已经达到了如此高度，那么他的作品也就绝对假不了”的心理，几乎是人们一贯喜欢偏执的认同模式，于是人们也就开始响应名人效应，并开始盲目崇拜起被媒体炒红的所谓“作家”了。

扩展性描述，是一种可以肆意地去颠倒黑白并指鹿为马的描述模式，也是一种最具煽情气氛的描述模式。这种描述，往往并不是由描述者直接针对事件下结论，而往往是通过语言去误导读者下结论。

至于所下之结论的对错，当然也就和描述者无关。被误导了，只能归纳为读者的愚蠢，被利用了，也只能怪读者不长眼睛。

这是喜欢描述的人之高明之处，也是一种最卑劣的阴险手腕。

描述，如果不还原到基点描述的定位点上去，那么就会发展成扩展性描述，而扩展性描述，也只能停留于文艺创作中，却根本不能用来判断现实里的是非问题。现实里的是非问题，不能通过引经据典或者泛泛而谈的扩展性描述去做评论，因为脱离了还原事物本来面目的基础依据。

原则上来讲是这样的：描述里的修饰词用得越多，也就越接近文艺，同时也越远离客观事物的本质；反过来，修饰词用得越少，也就越脱离了文艺性，并在同时也越来越接近客观事物的本质。

纯文艺创作，自然需要使用无限扩展的“心像”描述手法，去解读并文艺化客观事物；时事评论，则必须要尽量地做到弱化描述的文艺性，也就是说必须要尽可能地去掉多余的修饰词，而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之原则去发表评论。

事实上，也唯有本着尊重“客观物像”的基点描述原则，才能做到尽可能地不去误导读者。

基点描述的基本原则就是：“桌子上有一杯水，是的，那只是一杯水，并在桌子上”。

而文艺化的描述特征则是扩展的：“桌子上有一杯水，一杯看起来很灵动的水，一杯被斜射进来的阳光折射得五彩斑斓的水，一杯也许正在孕育着生命的水，一杯在饥渴的人眼里似乎象征着自身命运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