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冷色的灯，四周是无尽的黑暗。我陷入迷茫，抱头苦思——前路在何方？

思索间，双脚愈陷愈深在了一片泥路中。背后忽传出粗壮喘气声，一把将我拔出。他身着一身军装，胡子中已蹿出银丝。“你是哪位教授的家属？这路不好走，不要乱跑！”威严中却不乏关心。教授？家属？我在哪？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我和后面的队伍要去云南西南联大。”语毕，便又跑回去疏导后面的人了。我目送他的背影——遇到行动困难的老者，他不强迫，只是慢慢的搀着他走完这盘山路，一言一行中满是尊重。在这看似无路的泥中，这群人在那位军人的带领下走以及出一条路。

我一路尾随着队伍，快要到达西南联大时，远远的望见一众男女列在校门旁，手捧花篮欢迎我们。他们当中的一人，一袭黑衫，一副圆眼镜，遮挡不住他身上的学者气。他与带队的那名军人四目相对，两只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随后，他又一一慰问我们队伍里的人们，热情洋溢地引导着人们中踏过被鲜花簇拥的路，昂首挺胸迈入西南联大。这位学者以及欢迎的人群用他们的方式在远道而来的队伍心中铺出一条温暖的路。

进入联大后，我有幸在联大中学习。在联大中，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日军的飞机过来了，昆明上空便会响起警报。警报一响，全校便会有条不紊的向学校后面的山上转移。而联大的教授们，永远跑在学生的后面。在山上的防空洞中，我们头上绑着草，席地而坐。教授们站在山洞中，在炮声隆隆中继续着未讲完的课程。

那日，日军轰炸来临之时，我正在进修地质地理的课程。进入防空洞后，为我们上课的教授赶在日军第一颗炸弹落地之前抱着他最心爱的恐龙化石跑入洞中，他的喘息声足以告诉我这化石的重量。我们问他何苦为了一个化石差点丢掉自己的性命。他坚定地告诉我们——“就算没有路，我也要带着化石一起。这化石，是我们中国地理学的未来。”

在联大散步时，我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先生在园中走来走去。他背着手，但并不像其他学者那般戴着眼镜，虽他的双脚是一步步踏在路上的，但那空虚感却是从他忧郁气质中散发出来的。后来同学告诉我，那位先生患有眼疾，只能借助眼睛的微光看到一点点模糊的影像。“天下无路”便是这位先生与我闲谈中告诉我的。

那位军人叫黄诗岳，是带领三校教授们前往昆明的步行团团长；迎接教授们的学者叫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视化石如生命的教授叫袁复礼，最早发现大批爬行动物化石的人；散步的先生叫陈寅恪，他是“西南联大魂”。

忽从睡梦中惊醒，四周仍是一片黑暗，但好在有光，足以支撑我前行。前行中，脑中闪过陈寅恪先生的目光，他的目光里有一种东西，那是“有路”的坚毅，如蒲草磐石的坚韧。

无路也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