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闻钱穆，是在两年前的一堂课上。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嗜书如命，年近四十，家中就有几万册藏书。他说钱穆写《国史大纲》时，因对中华文化爱得太深，所以下笔总是太多的偏袒。这种偏袒就如同一个母亲对她自己的孩子。
不久的一个午后，我在昆明的一家书店里闲逛，偶然地看到了钱穆的《晚学盲言》，抽下来看看，一看就震撼了我这个再次踏上求学之路的迷途羔羊。震撼的理由大抵有二：一是此书的成书过程，钱穆在耄耋之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口述此书，赖夫人抄写而成，其中众多引经据典，大多凭记忆，很少参考查阅，实在是敬佩先生的精神及惊人记忆力；二是书中对中华文化的深切关怀和深邃思索。
之后陆陆续续地阅读钱穆的著作，从《晚学盲言》到《国史大纲》，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到《中国文化精神》，从《人生十论》到《中国学术思想史》，从《灵魂与心》到《师友杂忆》，或大概翻翻，或细读某篇。由这种闲散地阅读，钱穆的大体轮廓就勾勒在脑海中。
而后在某个瞬间，就常会有意无意地听到或看到关于钱穆的点点滴滴，有些是崇拜，有些是赞叹，有些是指责，有些是批评。
这是之前我和钱穆的所有“际遇”。
来台湾学习后的某个傍晚，经过福林路时，突然看到“钱穆故居”的木标牌，从前那些“际遇”就又全都鲜活了。
于是，心里就突然涌起想起看看的念头。无奈当时天色已晚，“钱穆故居”已不再开放。
二
这一次专捡了个晴朗的周日，独自一人，走进东吴大学，走进钱穆故居。
对于钱穆的偏好，还有一点隐密的缘故。自己的某些经历和钱穆有些相似，而人们又大多很容易和自己有着共同经历的人获得情感上的共鸣，会把那些经历不自觉地进行投射和比较。在民国时期活跃的那些学者中，钱穆是个特例。他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出国留学过，他仅有中学学历，18岁开始在家乡的一所小学任教，后历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我也是从18岁开始在一所小学任教，而后中学，而后再次踏入大学的校门。不同的是，钱穆是教授，我是学生；钱穆是大师，我是普通的一个平凡学子。
钱穆，他从江苏无锡的一个叫做秦家渠的三兼小学出发，一路坎坷，一路风雨，一路颠簸，一路求索。这一走，就从不停歇，直至今日，仍在延绵，仍在传承。
在外双溪的一块小山坡上，有一栋楼房静静地伫立着。
在一个大树的掩映下，有一扇不大的朴实的铁门，门的左边是长约三四十米的石阶，石阶干干净净，两边栽着枫树，右边是弯曲的斜坡路，路的右边种着许多江南的花草。沿石阶而上，就来到那栋楼房的前面。楼房红砖砌就，不大，也不豪华，是普通的两层瓦檐式楼房，二楼有廊栏，和江南普通的民居并无二致。楼前是一片草地，种着些小竹子，松树，茶树。屋子右边的一颗大树枝繁叶茂，比屋还高，浓浓的叶子留下片片的阴凉。
这，就是钱穆故居，名曰：素书楼。
从1968年起，钱穆在这里生活了22年，几乎渡过了他的全部晚年时光。
三
书籍著作很容易让人对作者会有一种正面的乃至崇拜的心境，而这种心境在外在舆论的催促下进一步膨胀。我在之前，关于钱穆的印象，总是跟大师相关，跟传奇相关，关于他的种种人生选择，也是很难有个真切的认识。
故居往往能填补文字的缺憾。
籍着这座屋子，你可以暗暗揣测：原来他是一个操着一口江苏口音的矮小的眉头有根根白鬓的喜欢穿长衫的人；原来他并不奢华，他只喜欢宁静的山草；原来他只是个怀旧的老人，思念旧家的素书院；原来他常常坐在廊栏的摇椅上，遥望前面的山水；原来他最忠实的伙伴是一卷卷的书籍。
你也可以坐在先生的案桌前，设身处地的遥想他写作时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心境；当然，也可以站在他经常站立的廊栏前，心旷神怡的同时猜猜他在这里主要聊些什么。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间，展览着钱穆从青年到老年的一路照片，从这些照片中，你可以看到一个稚嫩的孩童，一个意气的青年，一个奔波的背影，一个矍铄的老者。除去这些主体的人物，在依稀的背景里，你还能看到不同时代的不同风貌。
也许此时，你会更深刻地明白他一生所做的一些选择。他也曾是一个迫于生活的学者，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受那个特定年代的更迭的时代风气的影响。把他还原到那个变化时代，联系起他的身世，或许就会更能明白他对中华文化的温情呵护。
四
钱穆逝世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
在钱穆年谱上看到这条时，我心里说不出的惊讶。
素书楼为钱穆而建，是先生漂荡一生最后的安息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他在这里思考，在这里著述，在这里讲学。这里，曾经五代学生同济一堂，有些听成了教授，之后带着自己的学生一同前来，这些学子遍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里，他的许多著作缓缓流出，记录着他晚年的心路历程；这里，有着他的鶼鰈情深，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浸润着他多年的心血。
照理，他不愿离开，不愿在身体不佳的状态下离开熟悉的环境。任谁都知道，对于一个双目失明的近百老人，要再觅新居，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是困难的。
他还是不得不离开了，我无法推想他离开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不满？平静？悲凉？还是什么都没有，只任由夫人挽着他缓缓走出。不幸的是，离开这里后的三个月，他就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
我不明白为何素书楼竟容不下这样一位百岁老人，且不说他的功过是非，单就他对中华文化一生的挚爱、整理以及创建新亚书院这两件大事就足以拥抱多少个素书楼呀。
如果“民主”是这样的无情，我宁愿要那温情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