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起，广州的过年民俗中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很多人可能都会脱口而出：花市。即便是没到过广州的人———比如当初笔者，也略知一二。当年，秦牧先生的名篇《花城》，使广州花市的声名不胫而走。“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境况今日依然。

在这个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时代，相信别的城市也有如此怡情的花市，历史沿袭下来的，或者新近这几年催生的，但是显然都不及广州的著名。

“花市”二字与“广州”这个地名，已经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按照文化人类学里的“文化圈”理论，“文化圈”之所以有别，在于“圈”内文化特质的区别。花市，无疑于以广州为中心的“文化圈”的一个文化特质，构成广州一种独特的民俗事项。

浏览史书，知道早在宋朝的时候，洛阳已有花市。据《邵氏闻见录》及《闻见后录》记载，届时，“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先是“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欢呼”，玩个痛快，也喝个痛快，至于到了“不复问其（园亭）主人”的地步。等到天黑，则开始游花市，卖花的人们把花装在竹篮子里，“虽贫者亦载花饮酒相乐”。当时有人还就此赋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可以想见，那也是一派欢乐祥和的图景。对广州花市的历史渊源，本人还所知甚少，但从逻辑上推断，用“悠久”

来形容是不会错的，如秦牧先生所言，它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我们热爱那些古老而又新鲜的年节风习的原因”。

民俗是约定俗成、世代积累、长久稳定的，往往超越历史阶段而存在。

花市，作为广州的一种民俗事项，也是如此，它不可能因为什么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所以，去年11月，越秀区花市要改换地点、“西湖路不再承办花市”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极大反响，不少市民对已有近50年历史的西湖路花市将要消失表现出很多的不舍，更有人大代表提交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收回成命”。取消的原因其实不大能立得住脚，无非是那里路窄人多，存在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考验的是城市管理。如同禁止烟花爆竹一样，一刀切去，隐患倒是降低了，人们过年也过得没劲了。毕竟广州的花市中，以越秀区的西湖花市最为“正宗”，也最为著名。客居广州20余年，每年我逛花市，也都去那里。有时候，“顽固”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决策者却要尊重这种顽固。

今年春节，广州同时亮相了十大花市，好在越秀花市的地点没变。它所以成为中心花市，可能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人流最多，而是因为它本身坐落在广州的中轴线、承接着广州的龙脉吧。一种深入人心的民俗，不要轻易去改动它；况且，它也是由不得什么人、什么力量能够轻易改动的。我想，广州花市之所以长盛不衰，在于它对延续至今的这些古代民俗给予了现代诠释，再用秦牧先生的话说，“花市盘桓，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