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费每年要五千元。“我连假钱都没得一张。”爹说。

吃饭时，爹不是忘了扒饭，就是忘了咽，眼睛睁得圆鼓鼓的，仿佛老僧入定，傻愣愣地坐着。“魂掉了。”妈心疼地说。

吃完，爹扔下筷子，放下碗，径自出去。

我知道，爹准备卖掉为自己精心打造多年的寿方。在我们土家族聚居的大深山里，做寿方是和婚嫁一样重要的事情，老人们常常满脸严肃地对后生小子们叮嘱：“宁可生时无房，不可死时无方(棺材)。”山寨人一生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便是有一副好寿方。

爹的寿方因为木料好，做工好，油漆好，在方圆几十里数第一。听说爹要卖，穷的富的都争着要买。当天下午，一位穷得叮当响的本房叔叔以1500元的高价买走了爹的寿方──爹最后的归宿。

当我离家上学时，加上叮当作响的十来个硬币和写给别人的两三张欠条，竟有“巨款”四千五百元！另外，三亲六戚这个十元，那个二十，学费算勉强凑齐了。

爹送我，一瘸一瘸的──在悬崖烧炭摔的。四天过后，到了千里之外的南京，报了到。于是，爹厚厚的“鞋垫”变薄了。他脱下鞋，摸出剩下的钱，挑没人的地方数了三遍，三百二十六元零三分，他全给了我。我老蜷在床上，像只冬眠的动物。生活费还差一大截儿，我没心思闲逛。晚上，爹和我挤在窄窄的单人床上，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又好像一整夜都没睡着。当我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爹早已出去了。

中午爹才回来。尽管满头大汗，脸上却没有一点血色。“给，生活费。”爹推推躺在床上的我，爹递给我一叠百元纸币。我困惑地看着他。“今早在街上遇到一个打工的老乡，向他借的。”爹解释，“给你六百，我留了二百块路费。我现在去买车票，下午回去。”说完，又一瘸一瘸地、笨拙地出去了。

他刚走，下铺的同学便问我：“你爸有什么病?我清早在医院里碰见了他。”我明白了：父亲在卖血!

下午，我默默地跟在爹后面送他上车。买了车票，他身上仅剩下三十块。列车缓缓启动了。这时爹从上衣袋中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站在窗边的我。我不接。爹将眼一瞪：“拿着!”我慌忙伸手去拿。就在我刚捏着钱的一瞬间，列车长吼一声，向前疾驰而去。我只感到手头一松，钱被撕成了两半!一半在我手中，另一半随父亲渐渐远去。

望着手中污渍斑斑的半截儿钱，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仅过了半个月，我便收到爹的来信，信中精心包着那半截儿钱，只一句话：“粘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