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纪念着我的启蒙老师们。是他们，在我童稚的心灵里播下美好的种子，教导我：要爱祖国，要勤勉，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几十年过去了，老师们的话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的启蒙学堂叫竺西小学，它坐落在江南小镇——宜兴周铁桥的北街外。我还依稀记得那狭窄的天井，晦暗的教室，和没有座位、只有一个石砌的小“舞台”的礼堂……记得在这个礼堂里我们有过的永生难忘的集会。那大概是1942年，沦陷时期的艰难岁月，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们曾组织全校的学生在这里举行过多次的抗日讲演比赛。我也登过台。讲演稿是级任老师冯先生写的，记得里面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话。学校离北街外营桥边的日本兵炮楼很近，只二百来米。比赛时，专门有人在校门口放哨，见到日本兵或翻译官经过，就跑进来报告，讲演随即暂时停止，大家一起唱歌。

那时我还小，不大懂得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后来，当我知道日本侵略者是怎样残忍地虐杀中国的爱国者的时候，我对于老师们的勇敢，不能不从心底里感到无限的敬佩。冯先生教国语，也教音乐。她爱穿青竹布的旗袍，有时套一件黑色的马甲，挺精神。小学的校歌就是她教的。校歌的词和调都很美。开头的几句是：“竺山屏于东，湖水环流永无穷。莘莘学子乐融融。术学不尚虚荣，为的是经世致用。……”大概是为了让学生真正学得“经世致用”的本事吧，老师们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严格到有点近乎严厉。那时还没有废止体罚，弄不好，老师会用戒尺打你的手心。我虚岁六岁就上学了，年纪小，上课时总很规矩地坐在前排，老师们都是蛮喜欢我的。他们无疑说过不少表扬我的话，只是这些我已经无从记忆了；可我还是免不了受到批评乃至惩戒，这方面的情景我倒是至今未曾忘却。在班上，作文和写大字算是我的“强项”了，然而就是在这两门课上，我也受到过申斥。有一次作文，题目是记秋游。在文章的开头，我说：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几个同学在西街外的草场上玩，忽然闻得一阵桂花香，我们就一起到棠下村摘桂花去了。陈先生阅后在末尾批了“嗅觉特长”四个字。我不明白这批语的涵义，就去问。先生板着面孔对我说：“棠下离这儿有三里路，那里的桂花香你们也闻得见，难道是长着狗鼻子吗？”这话有点刺伤我，不过我还是感到羞愧，因为我确实没有闻到桂花香，开头那几句是凭想象编造出来的。有一次上大字课，老师在发本子时把我叫到讲台前，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次的成绩是丙，丙就是及格了，可对你来说，这是不及格，因为你本该得甲的。以后再这样，就要打手心了。当着全班的面这样说我，我感到有点难堪，不过我在心里还是服气的，因为那节大字课的前半堂我尽和临座的同学说悄悄话了，字确实写得很不尽心。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对一门课，老师们的态度特别宽容，那就是翻译官上的日语。即使逃课，老师们也是不管的。而从这种宽严之间，我们这些小学生似乎也领悟到了老师们没有明说的某种道理。

抗战胜利那年，我小学毕业。祖父母相继去世了，父亲还在大后方，我于是随姑母去上海就读。上海的私立中学英文程度很高，初一就读开明书局的《活用英语》第五册。家乡的小学不上英语课，我自然跟不上班了。本来，一个乡下孩子在当时的上海，就是容易被人看不起的，更何况有的功课还不行！第二年父亲从大后方归来，我就转学到了宜兴和桥的彭城中学，并在那里做了住校生。父亲是个诗人，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很少关心孩子。是彭城中学的薛顺乾先生给了我从未享有过的父爱。记得先生是江阴人，瘦高的个子，爱穿一件灰色长褂，还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上夜自习时，他喜欢看我写作业；监考时，他总长时间地站在身后看我答卷子；他还经常把我带回他自己的宿舍，关心我的冷暖，请我吃他煮的青蚕豆之类。他那慈祥、亲切、信任的目光，温暖了我孤独的心，激发了我上进的勇气和力量。这一年，在全年级近一百名学生中，我竟然出乎意料地得了第一名。从此以后，我就重新建立起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并且把在上海时一度有过的自卑感永远地扫除了。

本课是一篇回忆启蒙老师的文章。文章重点回忆了老师对“我”的两次批评、对日语课的抵制和抗日演讲比赛等三件事，表现了启蒙老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表达了作者对启蒙老师的崇敬、感激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