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老屋三年了。

三年里的每一天，我都匆匆地从它身边经过，一道蹩脚的白色围墙挡在我的面前，上面刷着几个大红方字：“此地拆迁，行人勿近。”我不能够停下脚步，踮起脚尖去张望已是成了灰成了烟的老屋，只好让时间收藏起久悬心头的牵挂。可是，有一天，当我透过围墙上一个撞开的洞探视我的老屋时，猛然发现那支离破碎的石块和尘土上的满目疮痍早已为我心口酝酿而出的微漠悲哀埋下了最深最深的伏笔了。

我决定提笔，为老屋，为一段消逝在手心里的纯真岁月作最虔诚的祭奠——

老屋其实并不老，在历史的烟尘中仅仅经历过一百多年的雨雪风霜。但我却品评不了包藏在老屋里一砖一瓦的沉重与肃穆，承担不起蕴含在老屋里的百年孤独，我所忆得起的，所在乎的，所贪恋的，只是一份有风，有雨，有欢笑，有阳光的恬谧：那是任何建筑都给不起的慰藉。

老屋有个大大的厅堂，还有好多间旁屋。大厅的地上坑坑洼洼的，因为是泥土的，所以谁也没法买来水泥抹平它。于是，老屋里的四五个小孩，天天匍匐在地上，轰轰烈烈地打着弹珠，谁先把珠子打进坑里，谁就赢了。后来，打弹珠不尽兴了，我们开始拍纸牌。一开始，是在老屋外的石凳子上拍，每次天黑了被叫吃饭时，手却红肿得连筷子也拿不好。于是，我们只好转移到有坑有洞的大厅上玩了，虽会弄得满手尘土，但老屋总是用它最温柔的肌肤碰触我的手，拒绝冰冷和僵硬。再大点儿，我们几个小孩就分男女玩了。老屋里有四个女孩子，大妹，丫丫，二妹和我。我们就念着歌谣在大厅里跳皮筋——全是光着脚跳的，一点儿也不用担心会扎着什么。而男孩子就比较聒噪了，竟然在大厅和大房相隔的屏风上扎了个没底儿的自行车篮，买个小皮球开始练习三步上篮，有时候他们招不到人马，便把女孩子也哄过去分队打。我那一招最骄傲的到现在还屡试不爽的大马桶式投篮就是在老屋里潜心练就的。

在老屋是抬头便看得见星星和月亮的，只消站在厅口，伸手便抓得到一把斑斓的星辉。奶奶常常说，千万别用手指指月亮啊，不然晚上睡觉时月亮会偷偷溜下来割你的耳朵。我是比较胆小的，所以便怂恿胆大些的大妹去试验奶奶话的真假。我站在大妹旁边，她比我高半个头。我用力地掰开她紧紧握着的手，帮助她成功地指了空中安静的月亮一下。大妹于是飞也似的捂着耳朵跑回屋里了。第二天起床，便听见大妹在哭，三婶理都不理她，坐在大厅里泡茶。我跑去看大妹，原来，在她的耳朵与脸相连的部分竟然真的裂了一道小口子！我吓坏了，两个人站在那儿哇哇大哭。后来，三婶拿了麦芽糖进屋，我们的哭声才消停了。可是，真的很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月亮真的会从天上跑下来去割指它的孩子的耳朵？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谜。

老屋给我的不只是游戏和神秘，还有一种不弃不离的陪伴着的安全感。

退牙、换牙是孩子们成长的印迹。记忆中，妈妈是最会帮我们这一群孩子拔牙的。她总是剪一段缝衣的白线，一头绑在牙齿上，另一头握在手里，说说笑笑间突然用力一拔，牙齿便下来了。我的每一颗牙齿全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去的，温馨而安全。有次，三婶的儿子怕疼，不让拔牙，他爸说，得拿把老虎钳来，把他吓得哭得惊天动地。结果呢，还是我妈帮他轻松搞定了。拔出来的牙齿呢，根据奶奶的说法，都应该留在老屋里的，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抛屋顶，另一种则是进奶奶的床底下。我宁愿选择抛上屋顶，因为我很担心奶奶会被这些小小的白白的东西吓倒。把牙齿抛上屋顶是很有讲究的。奶奶说，要双脚并齐了，用力往上抛，万一没抛上又得重来，那是很不吉利的。幸好，我每次都做得很认真，听说只有这样才能长出好看的牙齿。老屋的小孩都这样子做过，但奇怪的是，大妹的牙齿长得尤其难看，哥哥的牙齿最整齐漂亮，而我，偏偏是门牙长歪了。不知道那收容了我们一整个成长季节的老屋，哪天看见我们咧着嘴露出各自的牙齿对它笑时，它是否也会默默地用微笑来回应。

似乎这就是记忆中关于老屋生活的全部了，本以为会很冗长和繁杂，没想到呈现在一卷白纸上的竟是如此平淡和寂寥的几行文字。

我是没有亲眼见过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老屋被怎样拆除的。听大人们说，那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推土机一过来，一推，老屋就倒了。我静静地听着，手心一阵冰凉。在脑中想象那一阵扑腾着覆盖了半个晴空的烟尘，伴随着那一声轰然倒地的哀号，一切便都结束了。

但愿这迟到的祭，老屋听得到。

本文来自《语文报·高一版》第717期,作者吴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