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抱怨自己是个穷光蛋了，赶紧去找乐子吧。青年文摘 　　要知道，当你把每月一次的做爱频率(当然，这里指的是婚内性爱，买春所带来的快乐并不值钱)增加到至少每周一次，那么，这份快乐等于帮你往银行里多存了5万美元。

这场收益核算出自“快乐经济学”先驱布兰奇·弗劳尔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的一项新奇研究—关于性爱、金钱与快乐的关系。为了证明“愈爱愈快乐，愈爱愈富有”，这两位有为青年不厌其烦，翻查了过去十多年来的调查样本，分析了16000个美国成年人自报的性生活频率和快乐程度的资料。

“只要你维持一段长久而快乐的婚姻，每年将比一个有同等学历和职业背景的单身人士多赚10万美元”，奥斯瓦尔德还告诉人们另一条快乐致富的诀窍。当然，婚姻也有赚有赔，要是它不幸走向终结，离婚所带来的打击相当于每年从你帐户里扣去6.6万美元。一个可资参考的婚姻投资建议是，第一次婚姻给你带来的幸福感将远远大过以后的任何一次，所以你要是想成为百万富翁的话，就善待你的头一个妻子。青年文摘

“快乐的人可以从快乐的情绪中受益。快乐的人更容易获取有利的生活环境，这或许是因为快乐的人频繁体验积极向上的情绪，而这些情绪促使他们朝着新目标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建立起新的资源。”美国加州大学的鲁博米尔斯基博士在“快乐研究报告”中分析，“快乐在很多方面导致成功的结局，而并非仅仅是成功的‘附属品’。”

快乐的板球运动员击球率更高，通常也会有更多机会拿到奖牌；快乐的推销员最容易让顾客满意，通常也会有获得更多的提成；快乐的工人在工作中不会开小差，通常也会有更多的加薪机会；快乐的人会交到更多的朋友，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而这些都是为未来创造财富的宝贵资源。

知道李开复为什么要从微软跳到Google吗?

“很多人说是Google花了钱让猎头公司来找我，其实没有这回事，是我自己找Google的。因为我想回中国，而且我听说很多朋友到了Google都非常快乐。”

在Google上班确实很快乐，除了每天享受不尽的午餐、零食和可以带着有权拥有企业E-mail的宠物上班外，你还可以在公司洗熨衣服、换油洗车、游泳、接受按摩、预订晚餐、用吸乳器喂孩子，如果你想购买混合动力汽车，公司将给予5000美元的补贴……在Google工作是如此舒适，以致很多员工不愿意离开办公室。事实证明，Google在员工福利上的投入完全物有所值，2006年Google的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运营利润率保持在令人吃惊的35％，现金储备也超过了100亿美元。与此同时，Google股价一度突破了500美元大关，比首次公开招股发行价上涨了近5倍。这些数字使得Google取代了Genentech，成为《财富》“2007年美国最佳雇主”百强排行榜的冠军。

中国的阿里巴巴和百度习得Google的快乐真传，因此斩获“2005CCTV年度最佳雇主”的桂冠。思科公司也提出“工作着是快乐的”的口号，其员工随身携带的小卡片“企业文化”一栏写着“Fun”。正如思科系统中国公司总裁杜家滨所说，“我们要使每一个员工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快乐。难道不是快乐的人更聪明吗?”

星巴克一直被芮成钢嚷着要从北京故宫赶出去，但是这个发端于美国西雅图、在短短30年内崛起的咖啡王国，亦与快乐有着异常紧密的关联。星巴克中国总裁王朝龙一直称员工为“合作伙伴”，他拒绝自己被称为“王先生”或“王总”，而是一再强调“请叫我Charles”。在新年Party上，戴着眼镜、一头银发的他挤在年轻的“合作伙伴”中，跳得满头大汗，如果看到旁边有羞赧的年轻人不肯共舞，他就推着他们，大叫“星巴克，耶!”或许，正是这种快乐管理给星巴克咖啡添进了一种独特的配料。

不快乐一直是许多企业身上的痼疾，据北大国际MBA对中国中高层企业主管的一项调查显示：53％的被调查者表示今后两年内可能离开公司，有49％的人认为自己企业的高层领导者素质不高。员工与企业的“貌合神离”，正考验着众多雇主的“快乐管理”能力。

“三流企业重产品，二流企业重品牌，一流企业重文化、重快乐”。未来经济是高度的人性经济，快乐将成为企业管理的终极追求，企业不快乐，就无法让顾客快乐，顾客不快乐，企业便无力在风起云涌的商业竞争中夺魁。青年文摘

快乐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今天，“快乐指数”已成为不少发达国家的“敏感”数据。有专家甚至表示：“快乐指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衡量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最佳指标应该是快乐，而不是GDP。

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者怀特制造的世界快乐地图里，小小的丹麦竟然成为178个国家中最快乐的一个，“大体上，拥有健康、高所得与教育机会的国家人民比较快乐”。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对快乐的研究中，民众对快乐的关注，也越来越高，据BBC的调查，高达8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更重视如何让人民更快乐，而非更富有。

在许多人一心追求GDP飞速增长所带来的数字快乐时，却几乎遗忘，所谓GDP，是人类追求快乐的手段，而非目的，是中间过程，而非终极价值。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是道琼斯指数或恒生指数，还包括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幸福指数。”他正倡导一项新的研究方向“幸福学”，尝试以严谨的理论，研究如何极大化人类的幸福与快乐。　　国家如何提升人民快乐，发展为既富有且快乐的国家，对于亚洲后进国家尤其重要。新加坡走在了前面，人均所得是印度的80多倍但快乐水平却与之持平的新加坡，为了让国内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想方设法借用各种手段贩卖快乐理念。譬如2006年，新加坡旅游局在广州推介休闲旅游新产品时就聪明地卖起了“非常乐活”概念，借此吸引那些热爱自由行的中国青年。

英国新经济基金会根据各国的主观快乐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计算国家快乐值的模型，在这套复杂的模型中，影响国家快乐值的变量分四大块：预期寿命、政治指数(又分发言权、政治稳定度、行政效率、管理质量、法律、贪腐程度六大项)、自然资本(包括绿地、森林与天然水源覆盖率)与人类福利指数(包括健康、财富、教育、社群、公平等变数)。

结果证明，越是尊重自然，重视社群，能给人民带来快乐的国家越有竞争力。一个快乐的人可以为企业生钱，一个快乐的企业可以为国家生钱，国家的快乐力成为了一门新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