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中午，我们坐在市中心一家极具乡村风情的酒楼聚餐。在座的人里，有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话题便围绕着农民的命运展开。他以感伤的语调，讲了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鲁东南山区的一件鲜为人知的小事。

那时的村庄叫大队，村支书叫大队支书。大队很穷，村支书去县里开会，都是步行往返。路上连个拖拉机也见不着。有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支书，在家里转了好几圈，找不到一点可当干粮的东西，就背上半袋地瓜干上路。中午开完会，去树林里拾点干柴火，借一口锅在县委大院的一角煮地瓜干吃。

有一次上级到老支书所在的大队检查。老支书捧出宝贝似的一点白面，让老伴擀两碗面条。热气腾腾的、漂着油花葱花的面条端上桌，老支书正生病的儿子的眼睛直了，他躲在里间门口探头探脑，不断地吸鼻子，他的小妹妹藏在他身后吮着手指。那么好吃的面条，上级人只吃了一碗就推开了碗筷。老支书送走领导，回身看见孩子们正争先恐后地扑向那碗面条，他严肃地呵斥住了他们：“这碗面条是大队的，不是咱家的，你们不能吃。”

老支书召集大队干部开支委会，商议这碗面条的处理问题。最后商定以5分钱的价格卖出去。挂在村头老槐树上的大喇叭响起来了，村民们都听到了这个好消息，许多孩子都缠着他们的母亲，盼着吃上那碗面条。可是没有人舍得买。那时的5分钱，能买一瓶煤油。

正是炎热的夏季，那碗面条从中午放到下午，快变馊了。老伴看看孩子，决定把面条买下来，可是翻箱倒柜也没凑够5分钱。天快黑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妇女来了，她的孩子被高烧折磨得几天不吃不喝，从喇叭里听到卖面条的消息，就央求妈妈买。妈妈不舍得，犹豫了一整个下午，才小心翼翼地端走了那碗面条。

听到这里，满桌的山珍海味没有人再动。人们的眼睛都潮潮地红着。那样贫穷的岁月，不会再有了，那样的村支书，在中国，还有着千千万万个。他们在最荒僻的乡野亮着，是温暖的灯盏，在最贫瘠的岁月绿着，一点一点，绿成一个春天，绿成无边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