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母亲，要数蒋老师的眼睛最难忘。母亲的眼睛亲切而慈祥，闪烁着能干、坚韧的神彩，深处则是饱经忧劳的无奈和淡淡的哀愁;蒋老师的眼睛一样亲切慈祥，同时流露出一种智慧和宽容之光。

蒋老师是苏州人，个不高，总是剪着一头齐耳的短发，身上服饰整洁，举动文雅轻柔。她淡泊名利，甘愿随傅老师(她爱人)回到农村支教，并且在我们那里的村小一教就是二十多年。我读一二年级的时候，正是她教我语文。我那时最喜欢蒋老师的课，具体课怎么上已经不是很清楚，但她带有苏州口音的普通话却是清亮软糯，让人百听不厌，似乎所有的知识都因为这声音而变得特别易于接受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喜欢看　蒋老师的眼睛。尽管她的左眼其实早年因为眼疾而视力甚差，但这双眼睛里投射出的光彩却是那样的温柔、亲切。尤其是当谁的发言精彩或当天作业得了优的时候，表扬和勉励之言与这样的眼神真是相得益彰，每每能令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心头莫名地暖暖，并油生出一种愿意听她话的心思。

当然，调皮的孩子任何时候都会有，总有那么几个不听话的小鬼或者闯祸的战将在课内课外惹些事端出来。然而每次都不见蒋老师疾言厉色地批评，更遑论训斥。常见的是她把惹事的主儿叫到走廊或者是她兼办公室的宿舍里，用她美丽慈祥的眼睛注视着，温言教育开导。任谁都能感到，　蒋老师的方式虽然温和，但态度是严肃的，绝不是在随便讲讲或是开玩笑，所以不论多皮的孩子，面对蒋老师的目光总是深深地低下头去，不敢正视。

还记得那个“才了蚕桑又插田”的季节，天天下雨，路上一片泥泞。为此，班里的不少路稍远的同学都有家人过来送饭。看着他们在“吃饭课”铃一响就冲出门外，从父母或者祖父母甚至是邻居手里接过饭盒，接过搪瓷罐，然后旁若无人地回到座位上，打开盖子扒饭、吃肉、喝汤，像我这样路远又没有人送饭的孩子心里那个羡慕加妒忌劲啊，就别提了!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也向母亲提出了给我送一次饭的要求，母亲想了想也就同意了。第二天，我老早就开始盼望着教室门口出现母亲送饭的身影，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我也能在学校吃饭了”的喜悦，以至于蒋老师的课似乎都不那么吸引我了。但意想不到的是，吃饭铃声响了，没见母亲的身影;同学们都吃完了，也依然没见有谁送饭过来。渐渐地，失望的情绪把我彻底淹没，我伏在桌沿无声地抽泣起来。蒋老师知道后，把我领进了她的宿舍，温声劝慰我。我至今依然记得清楚无比，那间小屋清爽整洁，里半边的床上方架着淡绿色的蚊帐，那也是我从未看见过的。说也奇怪，到了里头，我的心情也很快变得平静了。蒋老师一边给我盛饭，一边开导我要体谅父母，说他们一定是忙极了才忘记的。看着蒋老师充满期待和关怀的目光，我轻轻点了点头。也就是在这天，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香嫩鲜甜的小红烧肉，那滋味远不是逢年过节才会烧上一碗的白煮五花肉可比的。正吃着，一抬头，刚好对上了蒋老师笑意盈盈的双眼，心头忍不住一热……

不久，我升入了三年级，蒋老师不再教我了。但在不大的村小校园里，我依然时时能遇见蒋老师，也依然如教我时一样，向她恭恭敬敬地问好，蒋老师也仍旧用她充满关爱和亲切的眼睛注视我，并给我一两句鼓励。

后来，我去镇上读中学了，再后来便是外出读师范、脱产进修，和蒋老师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我还是会常常想起她，想起她那双美丽而亲切的眼睛，想起被她那充满期待的慈祥目光所注视的温暖感觉。等到我工作，蒋老师早已退休，却又时不时回到苏州儿女那边去住，所以依然不能常常见面。调动工作后，我来到城里居住，更是难得见到。好在有了她家的电话，想起她时，可以通个话，听听她依然清亮软糯的苏州口音，听听她依然亲切而充满期待的嘱咐……

去年年底，我回到小镇过年，竟在街上意外遇到了蒋老师。问她为什么没去苏州过年，她微笑着说因为腿脚不利索了，傅老师身体也不太好，儿子不让他们多奔波，而自己常年住苏州又会闷，这次过年就子女们过来了。说着，蒋老师开心地把我们让进了不远处她租住的住所。走进小楼，入目的依然是一片清爽整洁，只是那几样必要的家什儿都已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岁月的痕迹。我们一家三口规规矩矩地坐在蒋老师对面，迎着她愈发亲切慈祥的眼神，听她讲自己和傅老师怎样坚持老有所为练太极，听她夸我和妻都怎样地“有青头”，称赞我儿子乖巧可爱就像当年的我一样。临走时，蒋老师非要让我带些她亲手包的团子回去，还坚持送到门口……那一夜，我的脑海里全是蒋老师虽然满头华发却依然神采奕奕的模样，全是她清亮软糯的话语和那份特有的目光。我知道，我这一生哪怕走得再远，也走不出蒋老师注视的目光了。她亲切而充满期待的眼神，早已深深贯穿在我的生命里。

衷心祝愿老师健康、长寿!